《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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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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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后晋实在是不得不亡。





称“孙”不称“臣”


三驾马车得罪的第二个人物是耶律德光。

史称石重贵“少而谨厚”,年轻时很谨慎厚重。但他不善读书,石敬瑭曾找到当时的博士专门教他读圣贤书《礼记》,一个阶段以后,他还是不能理解《礼记》的大义。读着读着就烦了,最后对这位博士老师说:“此非我家事也!”读儒学经典,不是我们老石家的事!那老石家的事是什么呢?骑射。史称石重贵“善骑射”。所以这位沙陀族的后裔还是沙陀人习惯,打打杀杀有一套,读书治理天下是不在行的。

当初石敬瑭叛变后唐,进军洛阳,要留人镇守太原,耶律德光选择了石重贵,石敬瑭于是拜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后晋的北京就是晋阳,今山西太原)留守,知河东节度使。从此石重贵取得了政治资本。他似乎应该据此感谢耶律德光,但在景延广的怂恿下,他跟耶律德光翻脸了。

后晋改变了对契丹称臣的惯例。

按照石敬瑭时的约定,石重贵即位,不仅应该向契丹称臣,还要奉契丹为“祖皇帝”,因为石敬瑭称契丹为“父”,他则自然应该称契丹为“祖”,自称则是“孙”。但在向契丹“告哀”起草表章时,景延广主张不搞什么表章了,就写个信,通知一下契丹,新任皇帝即位了,并且信中称“孙”不称“臣”。

石重贵要大臣讨论。

李崧不同意,奏道:“现在我们屈身于契丹,是为了江山社稷,社稷为大,这没有什么可耻的!陛下如果一定这样做,他日必落个亲身披了甲胄去同契丹打仗的结果,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但景延广坚持己见,力争不能称“臣”。

冯道则在其间含糊不明,也不表态。

最后出帝接受了景延广意见,给契丹送去的也不是“表章”而是“通知”。契丹接到“通知”后大怒,派使者来质问到底怎么回事,并且责备道:“石重贵即位,为何不先来禀告,自己骤然称帝?”

景延广坚持对等原则,继续用不那么友好的话语回复了耶律德光。

现在想想,可以理解:称“儿”称“孙”,不过是表示一下“辈分”,可以是私人之间的长幼关系;但称“臣”可就不一样了,那是表示“臣属”,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涉及国家尊严。石重贵、景延广显然对石敬瑭时代这个约定不满,因此决计不再“称臣”。

如此一来,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变数,而且慢慢推演,不可逆转。

投降契丹的赵延寿,此时正做着卢龙节度使,他很早就想模仿石敬瑭,也来弄个中原皇帝坐坐,因此多次劝说耶律德光“击晋”,攻击后晋。史称“契丹主颇然之”。契丹皇上深以为然。耶律德光认为必须要“教训”一下后晋了!

石重贵这时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北境的危险,他的心思现在全在叔母冯氏身上。





贪美色柩前成婚


冯氏是五代时一等一的大美人,原来是魏州副留守的女儿。石敬瑭镇守魏州时与这位副留守感情不错,就在称帝之后给自己的弟弟石重胤提了亲,两家结为亲家之后,石敬瑭还将冯氏封为吴国夫人。

说来这个石敬瑭也是个不读圣贤书的主儿,他因为疼爱这个兄弟,竟将其改名,大排行以“重”字行,成为自己的侄儿辈,表示要像爱儿侄一样爱自己的兄弟。但这位石重胤在李从珂之乱中被杀,去世太早,冯氏早早地做了寡妇。

石重贵早就贪恋叔母美色,石敬瑭一死,他得到了机会。

当时石敬瑭的灵柩还停在宫中,石重贵便把其叔母娶了过来。

群臣无耻,都来祝贺。

石重贵更无耻,对冯道等一干祝贺大臣说:“遵皇太后之命,因为丧事还没有完,这个婚事就不跟众卿举办大庆啦!”

群臣退出,出帝石重贵就开始与冯氏酣饮作乐。有时要醉醺醺地经过高祖石敬瑭的灵前,就用酒酹地,向先皇祷告说:“皇太后有命,这个婚事也不同先帝搞大庆啦!”

左右之人听到都不觉失笑。出帝自己想想也发笑,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儿当了新女婿,怎么样?”

冯夫人和左右都附和着大笑起来。

皇太后也即石敬瑭的夫人李氏虽然恼恨,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个历史细节留在记录中,再一次证明:礼,在古代就是一种源于天道的行为规范;违背了礼,也即违背了天道下的行为规范;这样的人物事实上是对传统经验系统下规则的藐视,因此是传统所批评的对象,也是正道所批评的对象。他们在游戏规则中没有敬畏,属于“搅局者”,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大多走在人生失败的边缘。石重贵也不例外。赵匡胤时代,天下文明之沦丧,一至于斯。赵匡胤以后要一点点恢复天下文明,就要面对历史驶过的惯性,做出一点一点的努力,工作艰难……

且说石重贵的原配夫人正好也去世不久,现在既然收纳了冯氏,干脆就将她扶为皇后,即位中宫。

石重贵昼夜纵乐,冯氏得专内宠。宫女们只好纷纷讨好冯氏,只要冯氏张口,讨好者就可以封为郡夫人。冯氏更开始干预政事,在枕头风中,她的哥哥冯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物,被破格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国家管理。冯玉做学士后,专门雇佣了文人捉刀,替他写文章。不久这位冯玉又升任为枢密使,做了国防大臣,与景延广共掌全国武装力量。





景延广“十万横磨剑”


有个投降了契丹的牙将叫乔荣,契丹任命他为“回图务”,这是相当于边境商行的机构总管,负责两国边境口岸的货物交易。乔荣干得不错,有点积蓄,还在两国友好期间,在汴梁购置了房产。

到了石重贵时代,景延广就抓了乔荣,向出帝奏道:“从此凡是辽人在晋国境界内的,一律杀之,把他们的货财没收!”

说话就要杀乔荣。众人知道这事不得了!两国好歹和平多年,不见刀光,此时杀了人家的“回图务”,等于杀人家的大臣,那样岂不就有了吉凶难测的战火?诸人好说歹说,算是留下了乔荣一命。

乔荣被放行,临别时来辞景延广。

景延广对乔荣大言道:“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先帝是你们北朝所立,所以我等称臣奉表。但我们大晋现在的皇上乃是中国所立!现在所以降志低调面对你们北朝,正因为不敢忘先帝跟你们的盟约。晋、辽为邻国,我们称‘孙’,足矣,但断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不要轻信人言,轻侮我中国。中国士马,你也看到了。北朝的老家伙要是不爽,发怒,就请来战,孙儿这里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但他日要是为孙所败,取笑天下,可不要后悔!”

横磨剑,本来是指又长又重的大剑,景延广这里借指后晋精锐士卒。

“十万横磨剑”!乔荣觉得这番话够狠,但他担心回去说,恐怕没人信,就多了个心眼,对景延广说:“公这一番话,太多了,我害怕有遗忘,请您还是给我写张纸吧。”

景延广正在爱国热情血脉贲张中,根本就不在乎后果,就命人书写了这番话签名画押让他带走。

按照两国交往规则,景延广扣押乔荣,没收人家财产这件事,从性质而言,比“称孙不称臣”“十万横磨剑”要严重得多。为《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对此有一议论:“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财货,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乔荣在汴梁的府邸,相当于后世的领事馆,有不可慢待的严肃性。景延广此举,等于践踏他国尊严和财产,这是任何一个邦国也不愿意接受的羞辱。

果然,乔荣回到契丹后,一五一十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德光大怒。想起派往南唐的使者高霸在淮北之死(我将在后面讲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实),越发感到后晋对契丹的恶意了。于是,就在这一时刻,耶律德光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入据中原!

景延广一言丧邦。

“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

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

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各地有识者皆因景延广这一番大言,意识到天下要变了。

后晋名臣桑维翰多次请“逊辞”向契丹道歉,景延广根本不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更凭直觉知道“十万横磨剑”必然召寇,但是他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开始招募兵勇,奏明朝廷在河东置备十几处要塞以备契丹。史称刘知远此时已萌“异志”。他之所以建构后汉帝国,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机有了更具体的蓝图想象。

当时天下藩镇,除了中原大藩之外,就属河东、河北最为强悍,其中尤以河东为盛。中唐以来,为害中原最深的也是河东。河东就是山西,因位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此地唐时胡汉杂居,多产马匹,先后名藩如安禄山、朱温、李克用等,皆据河东而反。石敬瑭也是据有河东后,开始壮大实力。所谓节度使,事实上就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因此凡有节度使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视为军管辖区。最初唐代设于边陲,总十个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节钺,所以称为“节度使”。后来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于是,地方行政与军政混合的行政加战区的藩镇,就成为百余年的制度性存在。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辖区屡有变化,但基本保持晋北晋中之地。

现在的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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