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上，没有预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与北魏冯翊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宇文觉才只有十五岁，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经验（在培养继承人上宇文泰显然不如高欢，高欢一当上丞相就着力培养长子高澄。笼络近臣、私通父妾，十五岁的高澄已经是“劣迹累累”了，十五岁的宇文觉还是一片空白）。宇文觉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获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为大将军，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为外出视察染疾，死在了泾州的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连回长安都来不及，年轻的宇文觉当然更来不及树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姓宇文的，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人，来掌握大权。宇文护顺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选。
依照宇文泰的“遗志”，宇文护的第一要务是全力巩固宇文氏的势力。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北周的立国基础是八柱国体系，或者说六柱国体系。宇文护打着宇文家的牌子，对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强还撑得住场面。对于六柱国一级的大佬们，宇文护就有点招呼不动了。他们大多在年龄和辈份上比宇文护更长，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时对他们都要礼让三分，更别提小字辈的宇文护了。
忧心忡忡的宇文护思来想去，决定去暗访六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脑子灵光，当下给宇文护谋划说：“我于谨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顾，情同骨肉一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一定会拼了老命替你争。明天在众人面前，你千万不能推辞。”
第二天众柱国聚集一堂，开会讨论权力归属。于谨严词厉色地说：“当年帝室倾危，人人想夺天下。老丞相志在匡扶国家，带着我们冲锋陷阵，不知打了多少仗，才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如今上天降祸，老丞相归天了，留下了我们这班人。嗣子虽然年幼，但中山公作为侄子，如同儿子一样亲；何况他又受了老丞相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理应由他全权处理。”
于谨这番发言把全场都震住了，一时“众皆悚动”。宇文护马上接话：“此乃我宇文氏家事，就算我资质愚钝，岂敢有所推辞。”（可真是当仁不让……）
于谨一看宇文护配合得挺好，就更加谦恭地对宇文护说：“明公若能出来主持大事，我于谨和大家便有了依靠了。”说完起身就拜。于谨是跟宇文泰平辈的，他这么带头一拜，其他柱国迫于压力，也只好跟着相拜，宇文护理直气壮地接手了军国大权。
宇文护一上台，鉴于宇文觉的年纪轻、实力弱，便要早正其位，以定人心。他派人向魏恭帝提出禅让的要求，元钦死后西魏皇室早已名存实亡，现在没什么好商量的，只能借坡下驴了。
于是，宇文觉废掉了魏恭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宇文泰一向推崇周礼，新的国号就叫“周”，史称北周或宇文周。宇文觉承接西魏末年的传统，不称皇帝，而称天王，天王之下，最高的爵位是公。宇文护被拜为大司马，封晋国公。魏恭帝被“封”为宋国公，不出两个月，就被宇文护下令杀害了。
北周王朝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它的开国君主，竟然是个傀儡，握有实权的，是宇文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傀儡天王似乎还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傀儡。这说明了一点，当时朝中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一人独大、权臣当道。
于谨扶宇文护“上马”，一方面是看清了形势，如果不确立宇文护的地位，权力必定会分散下去，对于关陇军事集团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也与他同宇文家的姻戚关系密不可分（宇文泰之女嫁给了于谨的儿子于翼）。所以他不惜以元勋的身份，向一个晚辈表示顺服，并带动其他人这样做，为的是巩固宇文家的威望，确保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
于谨这样想问题，是因为他的智商足够高，情商也绝对足够高，政治立场也明白。于谨能够很快把个人地位与集团利益算得清清楚楚；可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使算得明白，由于实际背景不同，也不得不做另外的打算。宇文觉登基一个月之后，北周就发生了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
关于这件事，《周书》本纪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讳莫如深。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二、关陇恩怨
新生的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远不是柱国大会上表现出的一片和谐，而是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派别斗争。宇文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命令柱国以下的所有军事征发行动，都要经由他的批准。六大柱国当中，排名第一的李虎已故，排名第二的李弼重病在床，于谨又非常识相地做了宇文护的铁杆后卫，论资历排下来，此时对宇文护最有想法的，就是赵贵和独孤信了。
赵贵当时是楚国公，独孤信是卫国公。两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开国元勋，宇文护收取兵权，他们并不服。
然而两人的行动并不一致。赵贵自宇文护摄政以来就愤愤不平，他私下里找独孤信商量，要杀宇文护。可是独孤信呢，不满归不满，却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态度显得很暧昧。赵贵的谋杀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独孤信又加以阻止。结果事情不知怎地就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知道了，宇文盛到宇文护那里把两个人都给告了。宇文护当机立断，在赵贵入朝的时候把他拿下，并逮捕参与的党羽，一律处死。独孤信起初被免死，但是没过多久，为防不测，宇文护还是赐他自尽了。
整个事件，挑头的是赵贵，有所行动的也是赵贵，他事败身死，尚且情有可原；独孤信从一开始就对谋杀计划不同意，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反作用，他的死似乎有些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赵贵和独孤信之所以在行动上的态度迥然相异，并招致最后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两人的背景与根本利益，有着很大的区别。
先说赵贵。我们知道，宇文泰是依靠贺拔岳旧部的支持起家的，而赵贵正是力排众议、主张迎纳宇文泰的关键人物（参见《绝代双骄》）。宇文护掌权后的措施，让他有强烈的被欺骗和出卖的感觉，利益上受到损害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以他为代表的贺拔岳旧部。
宇文泰一直是很重视处理好与贺拔岳旧部的关系的，六柱国体系，贺拔岳旧部独占其三。陇西大族李虎更被安置在六柱国之首的位置上，要知道当初李虎是主张请贺拔胜接管的代表人物，并不待见宇文泰。
在贺拔岳手下的这批将领看来，在关中这块地方，他们是主，而宇文泰是客。宇文泰即便做了领头大哥，也得在各方面受他们这些原先的主人的牵制，想要“反客为主”，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宇文泰想要真正称霸关中，就得“明修栈道”，对贺拔岳旧部加以利用，同时“暗度陈仓”，注重培养自己的势力。邙山之战后他广招关中地方豪强，便是一例；而在他的一手栽培和提拔下，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子侄辈和以王盟、尉迟迥、阎庆等人为代表的姻亲，在十年间迅速占据府兵制下的各个军事领导地位，逐渐使得天平逆转，宇文家族由劣势集团变为优势集团。
宇文泰善搞平衡，威望又高，赵贵等人心虽不满，尚且不敢在面子上闹得太难看。宇文泰一旦过世，两派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宇文护操作得当，加上运气也不错（有人告密），取得了冲突的胜利。相比之下，赵贵不但不能像于谨那样明智地腾挪，而且不能认清内部形势，错误地选择了与独孤信合作。独孤信和赵贵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独孤信最初既不是宇文泰的部下，也不是贺拔岳的部下。他只身追随孝武帝入关，其后一度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荆州被高欢截断了与西魏的联系后，他又与贺拔胜等人避入南梁多年，但最终出于对魏国的忠诚，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此事感动梁武帝，独孤信的北归也得到了梁国的大力相助）。独孤信、贺拔胜与宇文泰并肩作战，很大程度上是盼望能够匡扶魏室，这跟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者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调和。
然而独孤信又与贺拔岳旧部不同，宇文泰相对于赵贵等人是客，相对于独孤信则是主，何况独孤信的力量有限，威胁不大。即便观点上有差异，宇文泰还是大胆放心地重用独孤信，不久，独孤信便在沙苑立下战功。
沙苑大捷后，独孤信率军东进洛阳，一时间河南等地的豪强纷纷归附，独孤信的势力迅速壮大。这批人的价值取向与独孤信是一致的，就是要齐心协力，中兴魏室，如若不加以控制，宇文泰就将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
宇文泰的政治眼光何等敏锐，稍见苗头便及时采取应对手段。他用封官加爵的方式拉拢河南豪强，接着把独孤信调到陇西地区，严防独孤信拥兵自重。独孤信的远大抱负在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军事系统下，是很难施展的，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这不是什么秘密，就连外敌东魏也看得一清二楚。慕容绍宗在讨伐侯景和梁军的檄文中曾提及：“独孤如愿（如愿是独孤信的鲜卑名，也即他的字）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北备西拟，内营腹心”，说的是宇文泰既要防着北方的柔然入侵，又得防备西面独孤信的反叛，把独孤信与柔然并列，虽有夸大的成分，却也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了西魏的内部问题。
贺拔胜本人在临终前，曾有遗书留给宇文泰说：“希望明公先把内部矛盾协调整好，然后再顺时而动，收复天下。”贺拔胜野心不大，又没得到真正的兵权，两人虽然也有矛盾，终究相安无事。可是两派的矛盾并不随着贺拔胜的去世而消解，贺拔胜软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