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人的理想观念缺乏根据。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印第安人诸首领有时因饮酒过
量而近于癫狂，但他们对此似乎并不在乎。例如，他们打算于 1756 年 7 月
下旬替其好友蒂杜斯昆转达的一系列矛盾百出的要求，是他在酒力作用下提
出的。然而，不管是出于乐观主义、怜悯还是出于盲目，贵格会教徒不准备
重视这个事实。
伦敦政府的需要以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政策，使印第安人把宾夕法尼
亚等同于英国的扩张主义和俄亥俄公司之类掠夺土地的企业，尽管宾夕法尼
亚人对此可能是多么地厌恶。印第安人的政治可不是简单的事，对于一个部
落的友好表示，可能被这个部落的敌人视为宣战。例如，宾夕法尼亚在 1742
年同易洛魁人结盟，这就不以它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地介人了易洛魁人和特拉
华人的纠纷，从而为十三年后的乱子播下了祸种。1756 年，贵格会教徒在
① 里格·长度名，在英、美约为三英里。——译者
同特拉华人的首领蒂斯杜昆谈判时，竭力要求非贵格会派的总督缔结一项和
约，但莫里斯总督颇有见识，他知道这样的单独猜和很可能激怒强大的易洛
魁人。这完全是一件复杂和微妙的事情，靠道德口号和抽象原则是解决不了
的。
在印第安人的暴行使殖民地惊恐万状的时刻，如果贵格会教徒不想完全
丧失民众的支持，他们就必须立即采取某种 主动。他们决意完全站在政府
之外，甚至以同政府竞争的形式采取这种主动。1756 年 7 月，他们组成了
“争取以和平方式恢复与保持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的友好协会”。他们打算
通过这个民间协会，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况下和印第安人打交道。尽管用意高
尚，但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他们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活动几乎只能被称作胡
搞乱来。宾夕法尼亚的总督们不管有多么莽撞和无能，至少对印第安人问题
的性质是看得相当准的。“友好协会”只是进一步搅乱了事情，使印第安人
不信任那些他们最终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宾夕法尼亚的统治者，拖延了能
使殖民地的新移民感到满意的任何安排。
在 1756 年那难以捉摸的谈判期间，贵格会派教徒曾说服特拉华族印第
安人指定贵格会派领导人之一伊斯雷尔·彭伯顿为代表，负责在所有印第安
人事务中同总督交涉。贵格会教徒为这一含糊笼统的信任感到高兴，但对于
他们代表着谁或代表什么却糊里糊涂。实际上，他们既不能为印第安人、也
不能为宾夕法尼亚人效劳。他们只是把总督的问题搞复杂了，以至后者威胁
说，如果他们继续瞎搞，他就要把他们当作国王的敌人对待。
贵格会教徒迷恋于自己的原则，因而对最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例如，
1751 年 4 月，他们控制的议会拒绝了该殖民地的领主们帮助建造一个要塞
的提议，这表明了他们通常的自满情绪。“正如我们一向看到的那样，获得
印第安人友情的最好办法是诚恳和正直地同他们打交道，任何场合都友好地
对待他们，特别是赠送实用的礼物，以便适时地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因此，我们希望领主们和我们一起置办这些礼物，它们一向那么显著地有助
于我们边境村落的安全，因而也有助于他们的利益。”甚至在风暴袭击边境
地区，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居民开始由于半个世纪来贵格会教徒对印第安人的
慷慨和不抵抗而遭受惨祸以后，许多贵格会教徒仍然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的
实际道德含义。这种盲目性的最古怪的例子之一可见于丹尼尔·斯但顿的日
志。有许多狂热的贵格会巡回传教士向美洲边远地区传播费城年会的要旨，
斯但顿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看来，1755 到 1756 年边境地区遭受攻击期间
被印第安人杀害的贵格会教徒较少，这证明上帝赞同贵格会派的政策。他无
法否认印第安人是“对这块土地的一种严酷惩罚，但引人注目的是，由于上
帝的庇佑——这就象一片令人疲惫不堪的土地上有一块巨石的遮蔽——与我
们同名的人在这场灾难期间遭到虐待的很少很少”。对于贵格会教徒的幸运，
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尽管这对他们的自命正直不甚恭维，那就是——几
乎所有贵格会教徒当时都住在这个殖民地的东部，他们同“野蛮残暴的敌人”
之间远隔着两百英里山岭起伏、河流纵横的地域。
不管是由于运气、上帝的恩惠或其他什么原因，东部沿海地区的贵格会
教徒躲过了印第安人的狂暴，但这个事实并未打动富兰克林。在 1756 年 8
月，他更为关切“我们边境地区的人民继续被屠杀”，并对于迟迟不进行反
击深感痛心。他以特有的直率断言：“总之，我不信我们在大败印第安人以
前会取得持久和平。”
10．引退
到 1756 年春天，甚至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都开始
怀疑，他们是否能长时间地照旧在坚持他们宗教原则的同时掌握政府权力。
早在 1702 年，詹姆斯·洛根就向威廉·佩恩报告：执政“不符合他们的原
则”，十八世纪前半叶的事态证实了他们的敌人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
与贵格会派宣称的原则绝不相容”。
在危机时刻，冲突已不再仅仅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统治集团和固执
的伦敦帝国政府之间展开。宾夕法尼亚有三大派互相争斗。一是本杰明·富
兰克林的大众派，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开明的贵格会教徒，既反对宗教上的绝
对教条，也反对寡头制统治。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求所有人
都承担军事义务，否则须交纳罚金，而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贵格会教
徒不一定非得拿起武器，但需要以支付防务费用来助一臂之力。反对宫兰克
林一派的是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分子，由拒绝为任何军事目的纳税的伊斯霄
尔·彭伯顿之类顽固的和平主义者领导。与上述两派相对立的是领主及其总
督，他们不愿由领主承担理应由贵格会教徒缴纳的费用。他们害怕用民主方
法选举民兵军官，但也不同情和平主义。
尽管反对贵格会的情绪不断高涨，该殖民地的非贵格会派人口也在逐渐
增加，而且历任总督也对贵格会很恼火，但贵格会教徒在 1756 年开始时仍
然控制着政府。这一年，贵格会教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不足四分之一，
但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三十六个席位中，他们却占了二十八个。而且，顽固分
子是其中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
边境地区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反对贵格会派统抬的鼓动大力加强。
英国政府又一次威胁要采取某种果断措施，如永久取消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
尼亚担任官职的资格。大西洋两岸的舆论看来都支持这种措施。伦敦年会的
重要成员约翰·福瑟吉尔博士这样概述了领主们反对贵格会教徒的理由：
最根本的一点是你们不适于执政。你们接受了我们公众的信托，同时却承认不能履行职责。你
们本该保护人民，现在却不让人民保护自己。难道所流的全部鲜血不会淌在你们门前？难道我
们——他们问道——能坐视这个殖民地放弃给残酷无情的敌人、见危险而不力加拯救？
若干实际问题的考虑变得重要起来，害怕制订出禁止贵格会教徒担任官职的
法律、希望通过让非贵格会派人士执政来转嫁有关印弟安人大屠杀的责任、
期望保留以后重新掌握政权的机会。所有这些考虑都同维护和平主义原则的
愿望结合在一起。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敦促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趁着还来得及把对于屠杀
的责任转嫁给别人的时候，赶快引退。他们在伦敦政府中进行了紧张的幕后
活动，最后同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使贵格会教
徒不被取消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就将使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退出殖民地议
会，约翰·福瑟吉尔博士写信给伊斯雷尔·彭伯顿，说明引退的必要性，而
费城年会答复说，他们保证尽力劝使教友派教徒在战时不担任官职。这个保
证并未使伦敦的教友们满意，他们马上派遣两名成员——约翰·亨特和克里
斯托弗·威尔逊，督促这一诺言的履行，并试图弥合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
内部的裂缝。
1756 年春末，事情到了决定性关头。当时总督及其参事会对特拉华族
和肖尼族两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宣战。1756 年 6 月 4 日，议会中六名贵格会
主要议员辞职。他们自鸣得意地否认“有意使议会陷于不必要的困难”，但
宣称“看来许多选民认为目前时局要求我们以军事方式提供服务，而我们在
仔细考虑后确信不能从命。我们认为批准我们像现在这样提出的辞职决定，
最有利于我们良心的安宁和我们宗教信仰的名誉，并要求把这些理由载入议
会记录。”在暴风骤雨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后，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的统
治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不是由于被击败，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引退。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松了一口气。在殖民地，各种信仰的人都为解脱了教
条的重负感到高兴。富兰克林喜形于色地报道说：“除了那种怕被怀疑为出
于宗教动机而反对尽职的人冬烘先生们全都自愿退出了议会，国教教徒被建
议来取代他们。”这些变化最终将“带来我盼望已久的好天气”。
富兰克林很有理由感到高兴，因为从引退一事中得益最多的正是他那一
派。在取代刻板的贵格会教徒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有六名他的忠实追随者
当选。10 月间举行了三十六个议席的正规议会选举。伦敦年会的使者未及
时赶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