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国家，是否也可以按照中国的最大疆域标准来为它划出统一时代和分裂时代？沙皇俄国在卖掉阿拉斯加以后，是否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最大疆域时没有收回的失土，如独立的越南、葡萄牙占领的澳门，算不算分裂？显然这个标准，等于没有标准。
无论哪种标准，显然都是围绕着〃中国〃这样一个非政治意义的国家概念来进行讨论，最终必然都难以自圆其说，陷入重重矛盾。〃分裂〃是相对于〃统一〃而言的，在两个从不互相隶属的王朝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前，它们是什幺状态？如匈奴与汉朝，吐蕃和唐朝，是什幺关系？统一分裂观认为，这是一个中国内部〃分治〃的两个政权，互相是对等关系。两个政权没错，相互对等也没错，但什幺叫做内部分治？内外之别如何区分？吐蕃与唐帝国都是王朝政权，而非地方政权，既然对等，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其间的关系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有什幺好忌讳的，非得以一个词义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政权〃来定义？
朝代即国家的概念，完全符合现代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准则，是历史学研究得以彻底摆脱为现时政治利益服务并被羁绊落入尴尬境地的一个关键。我们不能以后世的朝代，来规范和定义前朝，更不能虚拟一个超越各王朝之上的〃国家〃来囊括历史。事实上，这样一个〃国家〃从来就不曾出现过。
转自：思想的境界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中国旅美作家赵无眠挑战性巨著《百年功罪》日前由明镜（mirrorbooks。）出版。评论家认为这部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行总翻案的作品，将引起热烈争议。明镜出版社授权多维新闻社转发《百年功罪》其中一节《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彩旗乐队，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热烈、欢快。舱门打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看到欢迎的场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不安和苦涩。他尽量显得从容，招手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官邸。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号领袖第二天下午，他又带著十几位随行人员，乘坐由龙云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来的飞机，直飞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分，这一行人住进了市区高朗街二十七号，一栋西洋式公馆内。他们脱下从中国穿出来的一身厚重衣服，换上轻简的夏装。但他们心中并没有随之松快，反而感觉这片原为中国属土、现在的法国殖民地空气过分闷热和凝重。窗外薄暮垂临，城市轮廓渐渐模糊不清，似乎也预示著他们前途的莫测。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一个神话的名字，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忠实臂膀及其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拖著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纪念碑，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一九四○年，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发出通电，回顾中华五千年历史，虽也偶有叛国通敌之事，然尚未出过“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年，终于日本战败投降前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阴湿迸发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发经济来了。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发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叛徒则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内奸、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还是“跟刘”来划线，他是发动“抓叛徒”，一抓一个准。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为主，那就差远了。文革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的帽子。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过去，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应对著称的周恩来终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主席，宠幸未衰，在昏迷中犹喃喃有词：“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于周恩来。及至“四人帮”倒台，他们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在上海被捕入狱变节，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才实在与叛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被抛出来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后一位高层人物陶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现是叛徒，平反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正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利益与自己相左。叛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起威逼利诱，熬打不过，竟然屈从敌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胜防，起到了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叛徒干的就是从内部攻破的事。这里至少有两点，说明叛徒比敌人更为可恶。第一，叛徒没有气节，人格上可鄙。如果敌人是狼，叛徒则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内情，危害性更大。敌人是明摆著的狼，叛徒则是“披著羊皮的狼”。敌友定理与叛徒定理政治学有一条重要的定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只概括了“敌”和“友”对于“我”的关系，可称为敌友定理。朋友和敌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远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敌友定理从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则无法反驳。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逻辑上却不大说得过去。敌友定理符合现代宽容精神，与灵活、妥协、理解、纵横捭阖的政治艺术一致。叛徒定理则毫无宽容可言，僵硬、刻板、偏执、狭隘。可以这样认为，敌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绪定理。鲁迅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际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