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谈清朝与元朝的区别。为什麽清朝终能融入中国，而元朝始终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国统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这样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时，人们忽然发现，统治民族——满族几乎完全汉化、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员都不再而且也不会说满语。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也就显得很可笑：驱逐谁？往哪里驱？怎麽驱？元朝的朝廷则不一样，虽然也说汉话，但蒙古人还是蒙古人，明军硬是把元皇帝赶出了中国，赶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里，又开始说起了蒙古话，恢复蒙古习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两朝的结局，说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亦即“内外有别”的。清帝退位，是为了实现“满汉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国，退位後继续享有尊号、特权。元帝却是遭到真正的“驱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夺你的帝号，你在这边的蒙古人我们以礼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後中蒙（明元）两国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清政府入关後，一直自称“中国”，继承中国的名号，把朝廷的利益与命运跟中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元朝则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国本部的国号，元皇帝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类似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蒙古帝国还辖有窝阔台、察合台、伊尔、钦察等“四大汗国”，势力□围和利益、命运跟中国本部风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也与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将国民分为四等，不但使中国人作为亡国奴的心头创伤无可弥合，同时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国人的过程。有人认为，中国是元朝的继承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没错，如元大都建在中国本土；元朝廷通行汉语；蒙古人後来终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即令外蒙独立，在中国的蒙古人也远远超过外蒙及俄罗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继承国的主要意义还不止於此，它必须有文化上的传承性，还要能够继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分遗产。从这两点来看，中国的明朝都没有做到。元朝是被赶走的，并没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後，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日。明朝的版图，也只大致限於以汉人为主的居住区域，远小於横跨欧亚大陆的元（蒙）帝国的辽阔疆土。
中国史学家将元史列为中国的正史，也并不能说明继承国的关系。元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国的亡国史，否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据时代五十年，也应作为台湾正史的一部分。元史从成吉思汗开始记叙，是为了阐明这个曾经征服、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统治集团是怎样产生、发展壮大的，所谓来龙去脉。明朝建立以後，元政权几乎与中国无关，它的历史连同四大汗国也就从中国的正史中割得乾乾净净。
元、清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元代只有一个象样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後皇室为争抢帝位闹个不休，祸乱频仍，这也是中国人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这个政权的原因。一个朝代出一个好皇帝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坏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个朝代。这样，讲人治、重伦理的中国人，才从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视其为正统，将满族及其带来的蒙、藏、回都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大中国”：清朝最大遗产
清朝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辽阔的领土，与多民族共处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大中国”。这笔遗产当然不是白得的，各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都有过被征服、当上亡国奴的惨痛经历。满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却被汉文化最後所征服，满汉不分了。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且不要说曾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即连服饰外形都被强行改换为满族式样。中国人头上那根被西方人讥为“猪尾巴”的长辫子，就是当年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似乎是专对汉人来的，其他如蒙、藏、回则都不实行。也就是，只要求汉人满化。然而到头来，却是满人被汉化得最为彻底，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征服者的极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後，汉民族未能很好的守成，外蒙古从大中国的版图中划分了出去。外蒙的独立，从国共两党发表的历史文献看，都有往对方身上卸责之嫌。究其实，则是国民党签约在前，共产党承认在後，为“国共合作”的成果。既已独立，在国际秩序大体确立的今天，也就没有反悔的馀地了。
红色袈裟与令牌——西藏独立：过去与未来
佛教对西藏产生的作用，大致归纳起来，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藏民有心理凝聚力，获得强大的精神皈依感。负面作用是，佛寺体系对于藏民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使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一个历史上十分强悍的民族越来越衰弱。总的来说，西藏从佛教得到的主要是精神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质利益
青海的夏天，干燥凉爽。这一天早晨，一队人马从西宁的塔尔寺出发了。为首的是西藏色拉寺的高级喇嘛格桑仁波齐，由噶厦政府一名官员洛桑才旺及两名侍从陪同，随行的还有一批到麦加去朝圣的穆斯林商人，及人数众多的驭骡者。这支组合奇特的队伍的核心，却是一位年纪最小的成员，名叫拉木登珠的四岁农家小孩。因为他，他的全家人──父母﹑姐姐多玛﹑已经到古本寺出家的三哥罗桑桑天，也都跟着这支队伍一道出发。他和大他三岁的哥哥，同坐一乘由两匹骡子架抬起的轿子。其它人则有的骑马，有的乘轿。这天阳光明媚，却又下着小雨，仿佛要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心情暗合﹕既紧张又兴奋，既要不事声张又要尽可能庄严隆重，既满怀希望和信心又不无担忧和焦虑。他们将离开回民将军马步芳的管辖区，穿过藏北高原到拉萨去，行程大约要花三个月时间。
达赖灵童首次赴拉萨
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刚进入第三个年头。战争的局势，国际风云的激变，大量从沦陷区往西逃亡的难民，播迁至陪都重庆不久的国民政府，第二次合作但明里暗里仍互相较量的国共两党，仓皇出走准备私自对日媾和的汪精卫……牵住了几乎所有人们的视线，以至于没有几个中国人会注意到并记住这天发生在西北大后方的这件事。当然，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不会忘掉这件事对于中国的意义。日军步步进逼，如果重庆失守，中国的抗战还能坚持下去吗﹖政府再往哪里撤呢﹖一些西方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他的回答是﹕抗战一定要坚持到底，重庆失守，政府就迁到拉萨去﹗
而这位坐在轿子里东张西望﹑与哥哥不时打闹着玩﹑相貌寻常的农家孩子，就是拉萨的新主人，第十四世达赖灵童。
半个世纪以后，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撰写出版了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回忆了当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被寻访队护送到拉萨的情景。他的回忆，比许多西方人士关于西藏问题的书籍所记载的要平实多了。也许，这是已达最高境界的智者的自在和淡然。总之，他没有故作不可一世﹑天将降大任于我的姿态，也不把转世这件事渲染得神神秘秘，好让世人过多地从中看出与现代科学相悖逆之处。他甚至承认，所谓转世，是一件很难讲清楚的事情﹔但他与他的前世们，精神上确实一脉相承。他告诉我们，其实他只是与“一般的孩子”一样，对这趟旅行兴奋莫名。而非寻访队及后来的西方作者所说，这是他想“回到”前世居住地的渴望，也是表明他确属十三世达赖转世的“种种迹象”之一。
但是，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西方著者，都“遗忘”了这样一个重要细节﹕这一行浩浩荡荡向拉萨进发的人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成员，还有国民政府派遣的一个骑兵营，由马步芳的一个师长马源海率领全程护送。为了调动这支军队，重庆的国民政府还专门拨了十万元经费给马步芳。效忠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马步芳，只好遵令行事，这位回民将军不一定理解最高当局“行使主权”的苦心。他只敏感到寻找灵童这事儿有些蹊跷，好象可以从中捞点什么便宜。他也的确捞了一把，向寻访队勒索了十万银元，轻易地拿到手后，又得寸进尺再要了三十万元赎身费。
这行人于十月八日，正式进入西藏的首府拉萨。那些气氛热烈﹑载歌载舞﹑华丽铺张﹑声势宏大的场面，似乎与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形成极不和谐的强烈反照。但是没有关系，位于亚洲腹地的整个西藏高原，将注定要躲过二次大战的炮火。这是一块佛临的净土，一片不知战争为何物的祥和之地。达赖转世灵童改法名为丹增嘉措，他在完成了那些冗长繁琐的各项仪式之后，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修习佛法，度过他的少年时代。直到一九五○年夏天的某个深夜，一场罕见的地震把他从宁静中摇撼出来。当时他冲出寝宫，“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似乎是炮弹。总共约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声”。按照他事后的说法，这场地震只是先兆，“暗示了西藏处境的迅速恶化”。果然，两个月以后，共产党的部队强渡金沙江，在昌都敲开了西藏的大门。试图抵抗的藏军主力一触即溃，新上任不久的噶伦阿沛？ 阿旺晋美被生俘。一直不愿正视前途凶险的噶厦政府，突然面临西藏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时惊慌失措。他们举行了一次降神作法，根据神的旨意，宣布年仅十六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不知是噶厦政府怕承担责任，还是果真相信作为观世音化身的达赖喇嘛，具有凡人所不及的救苦救难的通天本事。但无论是谁，到了这时都已无力回天。
无人承认西藏为独立国
总揽西藏的僧俗大权之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