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废话而当上硕士博士，还有一些人以卖废话做了出版商、书店老板。让许许多多人靠废话为生借废话发财，总比他们拿着武器谋生、打天下要好。毛泽东如果写的是四本畅销小说，外加一册言情诗集，翻开一看里面废话一句接一句，什么白马王子呀，盖世武功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既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又不能改造人的灵魂，我们该多么幸运。
科学的废话也为人类所不可或缺。相对于科学带给我们的废气、废水、废油、废渣和核废料，它的废话是那样的单纯洁净，充满了善意。我们宁可坐不圆的车轮驮起的汽车，用不圆的灯泡照明，啃着不圆的大饼和苹果，生活在这不圆的地球上，而只让一个真正的圆掌握在数学家手中。我们相信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同时也相信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因为在直线是不是最短的问题上，我们实在找不出第三句废话。 我们需要议员，尤其需要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对党，听他们用谎言欺骗我们的同时，揭穿执政党的谎言。我们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演说，哪怕那些演说一概不切实际、空泛冗长、巧言令色、夸夸其谈，却可以使台上的政客多少有所顾忌，不敢太胡作非为。我们需要圣经、佛经和可兰经，即使知道“上帝死了”或干脆没有上帝，也要假装有一个，让他地址不详地好好活着，用无微不至的目光盯着所有的想犯罪的手。我们不得不相信荒谬的报应说和宿命论，相信撒旦终究战胜不了上帝，邪恶战胜不了正义，虽然实际生活中恰恰经常是相反。 我们只好讲废话。因为缺乏足够的力量，玩不起“沉默是金”的游戏。我们知道过去的只能让它过去，但还是要说，过去的绝不能就这样过去。我们的确见到过很可笑的民主，但从来没有见到过不可悲的专制。面对着可以随意使用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等诸多特权的专制者，除了说废话我们还能干什么？
H想象的陌生人
几个月前，在网上读到韩少功一篇文章《强奸的学术》。就觉得他写得好，写出了遭受耻辱和冤屈者对周围不同情他的人的愤恨，批判了黑白颠倒、香臭不分的人间世态。进而沉思：谁是那个被强奸者呢，一定是某个弱者啦。人生来平等，这是指人格和人权而言。其实人与人又是不平等的，有强有弱。比方体力，女子就较男子要弱，所以强奸才有可能发生。任何社会都有强者和弱者，都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一般而言，以其经济实力、政治地位、教育和智力程度、社会声望、家庭及关系背景、国籍民族……，诸多因素决定。这也是相对的，要具体分析。曾有报导，法国某外交官夫人到土耳其出席一次学术会议，被出租车司机轮奸。本来，法国外交官夫人属于强势群体，而土耳其司机属于弱势群体。但在特定情况下，如出事环境、体力对比，这位夫人的学术强势尽失，反成了被强奸的弱者。
欺凌弱者，是为可恶；附势强者，则为可鄙。人世间许多的假公道，都是从这可恶和可鄙中繁殖出来的。欺凌有很多方式，绝不限于强奸，而且强奸毕竟也不多见（躲起来不让我们见）。流行方式的仗势欺人，是以你的官位、声望、关系、财富等优势，去嘲弄、打压、报复你不喜欢或得罪过你的人。嘲弄算不算欺凌？当然要算。你有钱，吃得饱穿得暖，见到一个穷妇抱一饿婴，便嘲笑她连喝一口热汤的钱都没有，难道不是欺凌？报复算不算？也应该算。你很有钱，人家说你的钱来路不正，你于是大怒，一定要逼得他公开向你道歉，否则就要吃官司，不是欺凌又是什么？
海外杂文作家马悲鸣写过一篇文章，《公众人物以起诉诽谤为耻》。他的观点是，当公众人物就得由人品评，对公众人物不存在诽谤：“什么是公众人物？一般说来经常被公众关注的人物就是公众人物。如各级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首脑，精英自命者，运动总指挥，领袖群伦号召群众者与各界名流，包括提倡各种主义方略的学者，还有各种非营利的社会注册团体。……古代的‘大不敬罪’和现代的‘恶毒攻击罪’都是堂而皇之的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的典章制度。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发现，甚至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公众人物，也是毫无绅士风度可言，近年更增添了各界新进名流以大肆起诉诽谤来显示自己的威权日重。这种社会风气之下还奢谈什么民主？”
以那位法国外交官夫人为例，她如果向法院起诉土耳其司机强奸，这是对的。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受害的女人，一个希望受到法律保护的弱者。设若她没有被强奸，只是被土耳其司机当众骂了一句“婊子”，她就非要打官司告倒那司机不可，这就是仗势欺人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对名流的“诽谤”偷换成对女人的“强奸”。即使这个名流，同时又是个女人。
几天前，又在网上读到韩少功的另一篇文章，《熟悉的陌生人》。一开篇即嘲笑一个可怜的弱者，一个丢弃学业在商场打工、漂泊巴黎十年还说不好法语、在华人区里混生活的同胞。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象鲁迅剖析阿Ｑ那样去剖析某个人物，如果这样，就不能叫欺凌弱者。读下去才知道，他是在和那位弱者“暗暗较劲”：“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当然，以韩少功的修养、地位，我不相信他会主动去跟一个弱者较劲。可能是弱者不知天高地厚，跟他有过一番“暗暗竞胜”，比方“居住地的评分活动”呀什么的。不管谁跟谁较劲，反正是较上了。韩少功文章中的嘲笑，于是就带有比阔的味道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位弱者岂是他的对手。
“居住地的评分活动”没什么意思，拿什么来确定“自我价值”呢？本来很简单，作家嘛，拿你的文章就行了。但中国恐怕还不行，还得物化一下，以便直观的度量。这物化不一定是汽车房子（比不过大款）、护照签证（比不过“绿卡小本本”）、级别权势（比不过大官），而是在综合了这一切之后，他的社会声望。这是一个流落异乡的人最欠缺的，尤其文中那位“熟悉的陌生人”，看来他不会有车有房，更无级别，仅有一张绿卡可以自由进出国门，就这一点稍微“强”点，终于忍不住要拿他出来羞辱一顿。
直观的优劣比较还不过瘾，还要加上想象。“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他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大打出手，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的恶气……。
经过韩少功的一番想象，这位“陌生人”已不仅仅是弱者，简直是一个流氓、恶棍了。我捉摸不透，是什么原因，使得韩少功非跟他这样过不去呢？“那一天下雨，”韩少功追忆道，“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以智商去迁就谣言。”原来如此。
然而即使如此，这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信谣者，连传谣都谈不上，更不是造谣了。为什么会信谣？因为我们国家的确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因为他可能还保留着十年前出国时留下的印象。韩少功尽管可以证明，幼儿园没有杀婴贩婴，中国的瓜果并非统统污染含毒，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毕竟还有歧视、甚至抛弃、溺杀女婴的现象，中国的农作物也的确存在污染问题，有的甚至还很严重。这些事实，我们自己的报纸也有过报导。我就看过一篇报导，说梅林罐头厂的一位女厂长如何具有开拓精神，当出口到加拿大的猪肉罐头因为农药污染而被中止进货时，她就在加拿大开办分厂，以当地的猪肉作为原料打开了市场。韩少功是否更要指责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以智商迁就谣言，居然比他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
西方国家也有污染问题。我们在文革期间就听到过不少报导，而且大多是西方人自己的报纸报导的。我们的报纸转载，是为了将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的“证据”。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其实污染是工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本无太大的关系，更与爱国、恨国无关。只有思想特别敏锐的人，喜欢把一切话题都泛政治化来讨论的人，才会借以推导出“厌恶中国”的结论。难道我们只有说，“中国没有污染”才叫爱国？
韩少功到过美国，到过英国，到过法国，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思想，应该是对西方文化十分谙熟的了。面对一个外国商场的中国小工，对他进行的一番“想象”，也应该是与事实相去不远了。国内同胞凡是没有象他那样去过那许多国家的人，也只好他怎么“想象”就怎么相信了。但是不幸，如今出国乃至移民早已不再新鲜，稍微有点常识和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韩少功“想象”的破绽。
我不知道在海外生活的人，有几个只是因为“结结巴巴的语言”让“白人警察勃然大怒”。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外语再好，讲起来总难免带口音，这也没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结结巴巴”的更多，我们会不会因此对他们“勃然大怒”？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警察，还是移民官，还是其他什么公务员，当你外语讲得结结巴巴时，他会微笑地注意倾听，并放慢自己讲话的速度。如果你理解他的意思错了，他多半会说声“Sorry〃。他和你无冤无仇，你又没违反法律，干嘛要“勃然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