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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只有一个。他就是神，神就是他。此外谁都微不足道。就连他的儿子耶稣，也未见得法力无边，照如今的眼光顶多有点特异功能罢了，不但要借助凡胎下世，最后仍躲不过被人血淋淋地钉死。圣母马利亚，虽然亦不乏观世音的雍容气度和端庄容貌，又有“感应受胎”的灵性与功劳，甚至多年被供在教堂正中接受顶礼膜拜与讴歌赞颂，仍然是人不是神，半点法力都没有。她似乎是仅以爱心，而不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征服世界的。经济她也搞得不太好，穷得只能把上帝的儿子生在马槽里，不象观世音，兜里的宝瓶玉器、西海珍珠、南非钻石以及景泰蓝、唐三彩，一把一把掏出来令人目不暇接。丈夫约瑟又只是个木匠，一生默默无闻，不但没借妻子的裙带关系从上帝那里走一点后门改善改善处境，反倒受尽磨难过早去世。
中国的神却多到仿佛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佛门道家的寺、庙、宫、观里供的神像，身重影叠，开出来起码可以组成一个特种部队加强营。且个个神通广大武艺高强，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无不视如等闲。其他党派的神也不少，玉皇大帝就是一个，他大概属于君主立宪派。阎罗王介乎神与鬼之间，总管牛头马面母夜叉，是地下黑社会的教父。另外还有各界代表及地方势力，如四海龙王、雷公电母、灶公菩萨乃至城隍土地之类。他们每人头上一方天，摆出一副多元政治的架势，本应该相互尊重，讲究一定的游戏规则。然而一斗起法来就顾不那么多了，凶神恶煞、面目狰狞、恃强凌弱、大打出手，让人看了只觉得政治的可怕，觉得神与鬼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凭心而论有些鬼比许多神还耐看和受用，还讲一点人道主义。
上帝是万物之源。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中国的神则都是人变的。释伽牟尼、太上老君、玉皇王母，无一不来自人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出身无论贵贱，性别不分男女，只要修炼到家，都可以飘然成仙，享尽以前做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民间津津乐道的“八仙”，便来自从皇亲国戚到街头乞丐、从家庭妇女到幼稚儿童、从知识分子到残疾人等不同阶级。杀人如麻的凶犯也能够修成正果，而且更有捷径可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但不再追究罪责，反而比常人晋升快。即使是畜牲一类的东西，什么飞禽走兽、乌龟王八兔子贼、虾蟹虫鱼癞蛤蟆，只要曾在某位佛陀或菩萨“身边长期工作过”，蹲在莲池旁或藏在瓦缝里偷听得到一点真传，亦可自悟炼成精怪。名分上虽还不是“神仙”，本事可能比一般神仙大得多。如果再顺手拐一两件真迹法宝揣在怀里，那就连级别很高的真神都得被镇住，不是它的对手。
机会看上去多，然真正能成为其中一员的毕竟少之又少。原因是修炼的过程拉得太长，其间戒律又严，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言、不准听流行歌曲跳迪斯科、不许性交等等。这样违反人性地苦苦打熬，还得国泰民安不遇上天灾人祸，数百上千年如一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方能脱去肉眼凡胎，修成正果。一般人哪有这份闲功与耐心？好容易捱上了神位的，又都享不尽的琼浆玉液、楼台亭阁、娈童美女，终日无事只须下下围棋搓搓麻将打打桥牌，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什么时候心血来潮俯察一下民间疾苦，也无非动动嘴巴使使眼色，根本用不着劳形伤体，所以个个身子骨硬朗得很，岂止“寿比南山”，简直都是“老不死”，腾不出位置来接纳新神。
中国的庙无一不神满为患，机构重迭、臃肿。这个殿那个殿，里三层外三层。走进去一看，开常委扩大会一样济济一堂，烟雾腾腾。留给人的活动空间却逼仄得转身都要小心，顶多只够放三五个蒲团让你到此下跪。刚看清这尊神的脸色，又发现那尊神的脸色不对劲；刚拜完那位菩萨，到这位菩萨跟前又还得拜。西方人的教堂则大异其趣。没有谁给上帝泥塑木雕地弄一尊像放在那里让人眼见为实。上帝派他的儿子来世间显过一回肉身尽够了，要塑只塑个耶稣供着。他形单影只，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副因敢讲真话而遭受迫害的样子，全无开会的兴致。也有塑他母亲马利亚的，那模样软弱无助，更不象来开会的，倒好象一个因儿子被侵犯了人权而到处上访的农村妇女。很多教堂干脆什么像也不塑。不论有无崇拜偶像，总之里面基本上空空荡荡，一排一排给人坐的座位修得整整齐齐，跟剧院一样。
西方人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圣诞节平安夜去教堂做弥撒，办丧事请神父或牧师做祷告，结婚也到教堂举行典礼。此外还有唱诗班之类的文娱活动。中国的庙，从来不组织人们搞文艺节目，更别说为新人举行婚礼了。和尚道士们只跟人办丧事，叫“做道场”。吹吹打打拍拍，除了让人感到形式繁琐、装模作样，看不出有半点诚意。所以请他们这么做的只是有钱人家。人们不到庙里做礼拜和弥撒，只去磕头，香客们大多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功利主义者。即使有事相求，也尽搞拉拉扯扯的关系学，许愿还愿、赌咒发誓，贿赂之风盛行，市侩气十足。从这点上看，又觉得只丢几个蒲团让他们去跪，真算是一种抬举。
西方人只有一本《圣经》。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犹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谈不上全盘西化的中东人，也只有一本《古兰经》。它既是教义的经典，又是历史，又是童话，又是小说，又是科普读物。一册在手，世间的万般要义皆一目了然。凡意义重大、庄严肃穆的场合，包括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都少不得要对着《圣经》起誓。中国的经书却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道教的经书已数不胜数；佛经则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说美国总统拿不动，便是兰博一类的肌肉型力士来了也只得挂牌而去。为了使信徒们面对浩如烟海的经书不致于知难而退，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间念《毛主席语录》。任何识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容易把那几句现话背得滚瓜烂熟。懂不懂无关紧要，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连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象《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实上，佛门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们虽未见得先富起来，至少没有谁沦落到沿街乞讨。中国做和尚又当叫化子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当的人多，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大师，大家也就非但不以为耻，反倒生出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理直气壮。玄奘身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万里，称旅行家。其实他一边旅行一边托着钵子化斋，——说白了就是要饭。本来他早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打算，梵语也练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给发护照。及至贞观三年，经济萧条，长安闹饥荒，太宗决心开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展转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皮肤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个。吴承恩说他持外交护照、拿“J1”签证，用钦赐紫金化斋钵要饭，到哪个国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礼遇；少女们眉来眼去，爱他细皮嫩肉；妖怪们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饱口福，诚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据说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变成面包，将自己的血变成葡萄酒，飨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则不然，只晓得向别人要吃要喝，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来真格儿的却舍不得把自身的肉无论肥瘦拿出来做一次爱的奉献。一部《西游记》，完全是一部“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史。他手下那几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强的妖怪，大闹天宫制造动乱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门，竟摇身一变都成了“护法者”。尤其大弟子孙悟空，一贯以正统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