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确定在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继续我的博士后研究。
我的洛杉矶生涯就此展开,我常把洛杉矶称为我的第三故乡(第一故乡常州,第二故
乡名古屋)。初进学校,只见满宿舍贴着“卖自行车”、“卖二手电脑”的小广告。随后我又发
现,在美国注册自己的公司只需 100美元,且手续简单之至。浓厚的商业气氛让我震惊,
继而心痒。我切实体会到美国的社会环境真正是重视创新、鼓励创业,我一下子就被吸引
住了。加州理工的计算机房是对外开放的,我整天泡在里面,作一些自己的研究。我的第
一项专利发明—卡拉 OK计分器就是那时做出来的。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我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次失败。考大学是一次失败,留学日本读研究生又是一次失
败。我和板仓老师发生冲突后私逃美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妥当的。但从另一个角度
讲,从日本到美国的人生环境转变,是我的主动选择,也为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创造了新的
契机。
当年和我同一届留学日本的 100名同学,大部分都选择留日发展。绝大部分人至今还
在日本的大公司里当高级雇员,还有一些人在大学里当教授。由于日本这个民族相当排外,
外国人进入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没有选择去美国,就很难有后来
的发展机会。因此,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职场定律,
当周围人沉迷于温饱时,你应该去发现新的机会所在。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里感觉工作
很安逸,你就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日本企业虽以管理规范见长,但弊病在于难以产生新的创意。更多的商业创意总是产
生于美国,这就是文化的环境和氛围所带来的差异。到了美国以后,美国人喜欢挑战、激
情、创新,还有一点点冒险的性格,使我又获取了这方面的长处。
卡拉 OK计分器:我的第一项专利发明
7年之后的 1998年,我已回到国内创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在上海的一次朋
友聚会中,在场的人都轮流尽情地唱歌,每个人都毫不吝啬地为歌者鼓掌。歌声一完,卡
拉 OK的计分器就会显示一个或高或低的分数。每逢这时,都会带来许多笑声。也总会有
人抱怨这个计分器的评分方式有问题,没有正确反映歌者的真实水平。更可恶的是,没有
一个人能得到 85以上的高分。
为了给这部受冤的机器“平反”,平时不怎么唱歌的我,“自信”地走到了演唱台,“深情”
地演绎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起初的掌声不过是象征性的捧场,但等我一曲歌毕,掌声
热烈了许多,还夹杂着情不自禁的惊讶声。只见显示屏上出现了当晚前所未有的高分—93
分!这让我有些得意,这得意不仅是因为机器上的数字,更因为我的朋友们还不知道卡拉
OK计分器的发明者就是我。
日本是卡拉 OK的发源地。卡拉在日语中的意思是空,OK是日文交响乐的缩略语,意
即有一个看不见的交响乐团在后面伴奏。我在日本和美国时都爱唱卡拉 OK,我的专业又是
语音信号处理,便自然而然有了做卡拉 OK计分器的灵感。
开始时,我只是想随便做个小东西玩玩。我以自己的歌声作为评分标准,感觉唱得很
好就调到 90分以上,唱得不错就调在 60分、70分,很糟糕就是 50分以下。(后来我向朋
友们总结唱卡拉 OK得高分的诀窍:只需在 KTV里模仿唐骏的声音即可。如果你没听过我
唱歌,第一,让麦克风离嘴越近越好;第二,唱的时候,尾音稍拖长一点;第三,我的机
器很在乎歌者是不是用情在唱,如果投入感情,声调跌宕起伏,一定会得高分。)
谁知几个朋友来试过后,都说这计分器既有趣又精准,很有商业价值。他们对一台机
器竟然能给人的歌声打分十分惊奇,自然对于分数的准确性要求不会太高。
可是我那时每月的奖学金只有 800美元,一无资金,二无品牌,要把发明开发成产品
谈何容易。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这项技术卖给别人。当时卡拉 OK机市场占有率最
高的公司是日本先锋公司,第二名是韩国三星公司。但两者的市场份额相差 10倍以上。我
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背景,本想把这项专利卖给先锋公司,谁料想他们丝毫不感兴趣。正
好我认识一个韩国朋友,他认识三星美国分公司的人。
那时候三星公司的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当我向三星公司的人陈述我的这套理念之后,
他们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他们强调,卡拉 OK机上多这么一个功能,用户并不会因
此多付钱。我没有经验,一听觉得挺对。他们提出以8 万美元买断我的专利,我的心理价
位是3 万美元,所以我就对他们说:“其实中国人对钱并不是太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技术
可以得到应用。”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
我拿到这笔钱内心异常激动。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 万富翁!
商业模式的重要性:我与比尔·盖茨的差距
后来我才知道,三星公司当时处境艰难,却因为拿到了我这项专利,卡拉 OK机的市
场份额从 2% 左右涨到 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光第一
笔专利使用费就要了 500万美元。而且以后先锋公司在自己的每台机器上使用一次专利,
还要另付3 美元!
这种商业模式也正是当年微软初创时的成功之处。1994年初,微软公司推出了著名的
Windows操作系统,那时比尔·盖茨已经成为全球首富,是各大杂志封面的常客。我便去研
究盖茨的商业模式。我这才发现,20世纪 70年代后半段,当微软公司刚起步时,盖茨并没
有像我那样把它的 MSDOS操作系统整个产品卖给 IBM公司,而是只出售了产品的使用许
可证,这样便可以长期从对方获得收益。
这就是我与比尔·盖茨在初创业时商业思维上的差距。这件事给我上了深刻而生动的一
课,促使我由“做学问”向“做企业”转变。
1992年,伴随卡拉 OK计分器专利费的到账,我又迎来了第二个喜讯—在经历了长达
一年多的签证失败后,小兰终于签证成功,来美国和我团聚了。
这期间,我们俩甚至担心会永远见不了面。因为我的学生签证虽然是无限期的,但一
旦离开美国就会失效。我回不去日本,她也来不了美国。为此事,小兰经常在越洋电话里
失声痛哭。我甚至一度有离开美国去加拿大移民的想法,这样小兰签证比较容易成功。谁
知 1992年 4月 1日愚人节,她又一次去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当时就签给她了。她
立刻给我打来电话,我激动得无以言表。
之前我和别人合租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夫人来了之后,我们搬家去了一家位于好莱
坞山上的酒店式公寓,每月租金 1200美元。这在留学生中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行为,周
围人都难以理解。但对于我来说,这是对我和小兰一年多来备受煎熬的日子的一种补偿。
住所周围环绕着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公司,公寓里时常进出一些三四流演员。他们来好
莱坞拍电影,往往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偶尔我去公寓附近的街头篮球场打球,和我
打篮球的人后来又会出现在新上映的电影里,那种感觉十分有趣。
住进“豪宅”之后,我又买了“香车”。一辆崭新的日本产马自达 323,花了 1万美元整。
我是个非常念旧的人。后来我进入微软,又买了更好的新车,我就把它搁进家里的车库好
好地保养着。我太太一直让我卖掉它,我就是不卖。日本车性能很好,随时上路没有一点
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对它有感情。这辆车最后脱手的时间是在 2005年。
五手车也升值:创业时期强势的重要性
买马自达之前的一年,我开的是一辆 600美元买来的“五手车”。新车买好后,旧车打
算卖掉,不然是种资源浪费。我花了5 美元请一个墨西哥人将车洗了,照片一拍贴在学校
的走廊里。广告上的话写得很简单:车很好,价格面谈。来了一个美国人,想买这车。我
说:车的性能非常好,只是因为有了新车才卖掉。我让他拿回去先开三个月,不用交钱,
如果觉得好回来交钱,觉得不好就把车送回来。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他从没听说过
这种卖车方式,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性能一定很过关,不然我不会这么自信。他试
开了一圈回来说车真的不错,不好意思开价。我说尽管开价好了,我不会还价。他开了一
个价,900美元。不错啊,“五手车”开了一年居然升值 50%。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也
可以看出:
在创业时,强势有时很重要。而且务必记住,价格永远不是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永远应该强调的是自己的产品质量。
双鹰软件公司、感情速配机和大头贴
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我开始了正式创业。我的研究主业是计算机软件,我一直没有放
弃做软件的梦。1992年 10月,我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我没有多想就给公司取名为“美
国双鹰软件公司”,意为“夫妻一起做比翼双飞的雄鹰”。
当时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开公司还是门槛很高的一件事。而在美国,填一份简单的
表格,交 100美元就可以拿到正规的公司许可证。洛杉矶华人的圈子里只有做贸易和印刷
的公司,像我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是第一家。
公司的注册地点就是我和妻子租的酒店公寓。在卖卡拉 OK计分器时,我认识了很多
在美国做企业的日本人。有一家日本公司对我的技术很感兴趣,想让我做些软件开发。他
给了我一笔价值 12万美元的软件外包业务,这是公司接的第一个订单。我就是在这种稳赚
不赔的情况下开始了公司的经营。这家日本公司承诺这个活儿做出来以后,会继续和我合
作。还有另外两家公司和我签约,要我做他们的独立承包商。一切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