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将分成小股，优先让“本企业的职工”认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向股东建议，只要年利润超过10％，超过部分的一半就将在职工中间分配，不管是不是股东，凡该企业的职工都有权按其工资的比例分享这部分利润。这些大雇主这样做很值得人尊敬，他们首创的这种制度既对所雇用的职工有利，也对社会进步有机他们说，“可以肯定，采用这种分红方法将大大增加企业成功的因素，股东的红利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表明，他们对这种方法抱有充分信心。
第六节 劳动者自己的合伙经营
如果人类不断进步的话，则应该预料到，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合伙经营方式，将不是作为主人的资本家和没有管理权的工人之间的合伙经营，而是劳动者自己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伙经营，即工人共同拥有企业的资本，经理由工人选举产生并可由工人罢免。一般认为，这种思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欧文或路易·布朗的著作中，除非为劳动者夺取并没收现有的资本，否则是无法按照这一思想去做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现在仍有许多人把没收现有资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宗旨和目标，而且有更多的人公开这样宣称。但人民大众是有奋勉和自我克制的能力的。除非有某种伟大的思想成高尚的感情作出召唤，否则这种能力是从不显露出来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就作出了这种召唤。当时，法国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第一次感到，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真诚希望大多数人获得自由和尊严，不认为工人为资本家干活、充当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自然合法的事。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作家传播的、通过合伙经营来解放劳动的思想，便开花结果了。许多工人不仅决心不再为店主或工厂老板干活，而组织起来为自己干活，同时还决心不惜付出任何劳动或忍受任何困苦，使自己不再为使用资本支付高昂代价；他们决心消除这种代价，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剥夺资本家或其前辈通过劳动和节约获得的资本，而是用正当手段挣得资本。如果只有少数工人试图完成这一艰苦工作，或者，尽管有许多人这样做，但只有少数人取得成功，那就不应把这种制度看作是永久性的工业组织形式。然而，暂且不谈失败的例子，仅仅在巴黎，现在或不久前就有100多个成功的工人合伙企业，其中许多还很兴旺发达呢，外省也有不少这类企业。弗居里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制造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人合伙企业》，该书简略地介绍了这类企业的历史及其经营方法，很有启发意义。英国的报纸常常报道说，巴黎的工人合伙企业都已破产了，作这种报道的人似乎是把这类企业刚成立时其敌人的预言误当作了事实，因而我认为应该从弗居里先生的著作中摘引几段话来说明事情真相。事实上，英国报纸上的报道不仅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而且真实情况正好与其相反，事情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这类合伙企业的资本，最初只是创建者带来的几件工具，以及他们能够凑集的或从与他们一样贫穷的工人那里借得的数量很少的资金。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共和政府也向它们提供贷款，但一般说来，获得这种借款的合伙企业，或至少是成功以前获得借款的企业，似乎并没有成为最兴旺发达的企业。干得最出色的是这样一些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微薄力量和工人兄弟的少量贷款外一无所有，他们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而把全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资本积累。弗居里先生说＊“他们常常身无分文，发不出工资。货物销不出去，欠款收不进来，票据不能贴现，原料库空空如也；他们不得不忍受困苦，尽量削减一切开支，有时仅仅靠面包和凉水维持生存。……正是在困苦和忧虑的煎熬下，这些创业时几乎身无分文而只有良好的愿望和双手的人，终于招来了顾客，获得了信用，拥有了自己的资本，建立起了发展前途稳定可靠的合伙企业。”
下面详尽引述的是这类合伙企业中一个企业的发展史，很值得我们注意：
“该行业的人充分认识到，建立一座钢琴制造厂需要使用大量资本，因而1848年数百名工人合伙建立了一个大企业，他们选出代表，请求政府提供30万法郎（12000英镑）的资助，这占国民议会批准的资助金总额的十分之一。我记得，我当时作为分配该项资金的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曾枉费了两个小时的唇舌，试图使两位代表认识到，他们的要求太过分了。他们丝毫不为我的话所动，回答说，他们的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只有大干，投入大量资本，才有可能成功；30万法郎刚能满足要求，一分钱也不能少给。委员会当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要求遭到拒绝后，建立大企业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但有14个工人决心自己建立一个制造钢琴的合伙企业，使人奇怪的是，其中竟包括那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对于这些自己没有钱也借不到钱的人来说，该计划确实有很大风险，但信仰就是信仰，它是不管什么风险不风险的。
“于是这14个人就干了起来。下面我引述科肖先生在《民族》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精彩文章，来说明他们最初是怎样干的。对于这篇报道的准确性，我可以担保。
“有几个从前单干的人，带来了工具和原料，价值约2000法郎（80英镑）。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笔流动资本。每个人好不容易各拿出了10法郎（8先令）。一些未加入该企业的工人也捐献了一些钱，以表示支持。1849年3月10日，共筹集到了229·5法郎（9镑3先令75便士），于是该企业宣告成立。
“这笔钱少得连维持开业，支付一个车间的日常开支都不够。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开工资，将近两个月，他们手头没有分文。这期间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象失业工人那样，靠分享在业工人的收入生活，或靠一点一点地典卖自己的少量财物生活。
“他们终于完成了几项定货，于5月4日那天接到了贷款。这天对他们来说象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决心庆祝一下。付清所有到期的债款后，每个人可以分得6法郎61生丁。他们一致同意，每个人只领5法郎（4先令）作为工资，剩下的钱用来搞一次聚餐。14位股东大都一年没有喝酒了，那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同参加了聚餐。每家花了32个苏（1先令4便士）。直到现在，他们谈到那一天仍很激动，听者往往也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此后的1个月，他们每人每星期可以得到5法郎。6月，一面包店老板不知是因为喜爱音乐呢，还是为了投机，提出要购买1架钢琴，货款不用钱支付而是用面包支付。商定价钱为480法郎。这对该企业的合伙人来说确实是一福音，总算有了糊口的东西。他们决定不把面包算在工资内。每个人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或更确切地说每个家庭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已结婚的股东可免费带面包回家给妻子儿女吃。
“在此期间，这个由优秀工人组成的合伙企业逐渐克服了其创立时遇到的艰难困苦。该企业的帐册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最充分地证明它所制作的钢琴日益赢得了买主的信赖。从1849年8月开始，每个合伙人每周的报酬逐步上升，先是1O法郎，后来是15法郎，再后来是20法郎；即使是每人每周分得20法郎，也并没有把赚得的全部利润分完，每个合伙人留在共同资本中的利润要比分得的利润多得多。的确，每个合伙人的实际境况是不能用他每周得到的报酬衡量出来的，而只能用他在该企业不断增大的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以下是该企业1850年12月 3O日清查存货时的境况。
法郎生丁
工具计值5922 60
货物特别是原料计值 2297228
手头现金1021 10
待收票据3540
赊卖款 5861 90
资产合计3931788
但欠款仅为 4737 86
欠80个赞助人1650
负债合计6387 86
余额3293002
（合1317英镑4先令）
“当时股东为32人。用2000法郎祖得的宽敞的车间和库房已不够用。这便是他们不可分的资本，也是该企业每个成员的储备金。当时该企业正在制作76架钢琴，而且还有一些尚未执行的订单。”
从后来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得知，该企业后来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协会，其中一个1854年已拥有56000法郎（合2240英镑）流动资本。1863年，其资本总额为6520英镑。
这些协会在其最初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后来在它们日益繁荣的时候得以保持了下来。它们的规章制度不但不比一般工场松，反而更加严格；但由于是自己制订的，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制订的，而不是为了具有相反利益的雇主制订的，因而这些规章得到了远为认真严格的遵守，而且是在不损害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遵守的。这些联合起来的工人，很快就纠正了他们最初抱有的那些违反理性和经验的观念。几乎所有协会最初都拒绝采用计件工资制，不管干多干少一律付给相等的工资。现在几乎所有协会都放弃了这种作法，而支付给每个人以足够糊口的、固定数额的最低工资，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分配所有剩下的报酬：大多数协会甚至还在年底按每个工人收入的比例分配利润。
这些协会大都公开宣称信奉这样的原则，即它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增进单个会员的私利，而且还是为了促进合作事业的发展。所以，随着营业额的扩大，它们不断吸收新会员，这些新会员（只要协会仍忠于其最初的纲领）并不象雇佣劳动者那样仅仅领取工资，而是立即享受协会的全部利益，除劳动外，并不要求他们结协会带来什么，只要求他们服从这样一个条件，即在加入协会的最初几年年终分红时只领取较小的分额，以表示自己也象创立者那样作出了牺牲。会员有退会的自由，但退会时不得带走资本，因为资本是不可分割的财产，会员只能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