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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黄庭坚之前就早有诗人用化用古人的方法作诗，像李商隐、王安石、苏轼，但是到了黄庭坚这里，“点铁成金”的诗法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钱钟书将黄庭坚的笔法和前人对比，指出了他独有的特点。钱钟书说，李商隐和一批师法他的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到诗里去，但他们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用的字眼和辞藻也偏于这一方面。而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他们要繁复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复杂得多，来源也更加生僻广博。李商隐的诗意思若有若无，不可琢磨，用典故辞藻也常常只是为了制造气氛，牵引些情调，好像餐厅里吃饭时伴奏的音乐，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印象。黄庭坚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意思，还喜欢说教发议论。但不管他的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明白了他那些古典成语的意思，就会确切地知道他的心思。这种区别其实也是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前者重朦胧含蓄的整体意象，后者重诗歌的思路内容；前者空灵，后者扎实；前者是诗人作诗，后者是学者作诗；在前者中找到的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感觉，在后者中发现的是学问。两种情况无优劣之分，但黄庭坚的确使宋诗走上了一条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开拓诗歌新境界方面，黄庭坚是有贡献的。黄诗的确是有创新、有成就的，在肯定他的同时，钱钟书也指出他的缺陷。他说，黄诗给人的印象常常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气、冻成一片冰花。读者知道他的诗里确有意思，可是被他的像帘子般的语言罩住了，仿佛雾里看花，这就不再是含蓄，而成了费解。
在《宋诗选注》里，钱钟书只选了三首黄庭坚诗，以黄庭坚这样大的名气，在宋代和后代那样大的影响，只选三首可是很有胆识的，这会引来骂声的。而且，他在选注的诗中只赞赏《新喻道中寄元明》，说：“这首是黄庭坚的比较朴质轻快的诗，后来曾几等就每每学黄庭坚这一体”。钱先生认为作诗的源头不能是书本，而应该是实际的生活。黄庭坚学问大，从书本中找资料也能把诗写得有真情实感，可是大多数学他的人可就做不到了。话说重点儿，“点铁成金”法可就是在古人书中作贼。宋诗都有这个倾向。所以钱先生要正本清源，他明确“六不选”的选诗态度，即押韵的文件不选；卖弄学问的不选；明目张胆剽窃古人的不选；改头换面剽窃的也不选；有佳句但全篇不匀称的不选（钱先生说这是割爱）；还有就是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到好处的不选。有这“六不选”，黄庭坚遭到钱先生的批评就好理解了。
宋诗在江西诗派的道路上越走越窄，模仿古人，却没有黄庭坚那样的功力，只有把诗弄得匠气十足，仿古却失去了点金棒，铁变不成金子，就显得面目可憎了。后来有些诗人想恢复晚唐诗歌空灵的境界，避免堆砌典故，还是没有摆脱仿古的道路，眼界又不像唐人那样开阔，做起诗来只好苦思冥想，结果诗歌的情感贫乏苍白，意境狭窄。宋诗似乎走投无路了。
这时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宋诗终于从山重水复走上了柳暗花明的境界。他们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敬佩的朋友，其中杨万里和陆游的名声尤其大，钱钟书把他们比做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现在我们心目中杨万里的地位似乎远远比不上陆游，文学史上也不大注意他。但是钱钟书特别指出，杨万里的诗确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他新鲜泼辣的笔法，让陆游和范成大都显得有些保守了。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文学史上就有专门的“诚斋体”。也许他的创作成就不高，但是他对诗歌创作风格的改变却极有贡献。钱先生在这儿专门指出这一点，好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杨万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比如他的诗歌：“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诗歌清新俚俗，已经完全没有掉书袋的沉重感了。杨万里怎样写出这样的诗？他和以前的宋诗毫无牵连吗？钱钟书对他的创作经历进行了解说。
钱钟书说，杨万里的诗风虽然平易近人，接近口语，但他对黄庭坚还是很佩服的。我们以前都注意到杨万里与黄庭坚的不同，但是没有看到他们骨子里还是一样的。钱钟书颇为睿智地指出，即使杨万里在诗里用了很多俗语，但挑选俗语时眼光也是挺势利的，他只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一般是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口语；他的俗语都是白话里比较雅的一部分。读者只看到他潇洒自由，却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严谨的一面。钱钟书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就像我们碰到一个老于世故的外交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却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也不含糊。这一下把杨万里和黄庭坚的源流关系给挑明了，原来杨万里暗中还是和黄庭坚的想法一样。
在评价杨万里时，钱钟书特别提到晚唐诗歌。晚唐诗歌很少用典，空灵轻快，正好可以纠正宋诗的弊端。很多诗人都认识到了晚唐诗的魅力，也想和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可是只有他一人脱颖而出。钱钟书解释说，杨万里师法多家，学习古人也有自己的准则。他的目的是创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就向谁学习，根本不受门派局限，属于金庸小说里的令狐冲、杨过一类的人物，除了杜牧、陆龟蒙、陶渊明、白居易，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诗人都曾做过他的师傅。而且杨万里也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只是借前人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可以说，他既受益于宋诗模仿古人的传统，最后又从中走了出来。所以钱钟书说：“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为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个说法以前很少见过，可以说是钱先生的一大创见。
钱钟书认为杨万里成功的秘诀在他的“活法”上。“活法”就是诗人努力和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这是针对很多古人的“死法”而发的。书读得多了，看到一处风景，抒发一种感受，自己的体验和印象还没来得及出口，古人的名篇佳句已经先在那里恭候了，它们就像隔在诗人和现实之间的有色眼镜，让诗人的心眼丧失了直接感受自然的天真和快乐。钱钟书说，杨万里悟到这个道理，所以把看多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古人从未描写过的景象。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就是怕被他的火眼金睛抓住了，形神毕露地给刻画进诗里。
钱钟书又说，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比不上陆游，同情民生的作品比不上范成大，相比之下，内容显得琐屑。他的诗虽然很聪明、省力、有风趣，可是不能沁人心灵。一挥而就的写法也害他写了很多草率的作品。
提起陆游，我们都会想起一个终生忧愤国事的诗人形象。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人，有《剑南诗稿》。他的诗里闪动着刀光剑影，流露着英雄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壮。但是，他既能写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豪壮诗句，也能写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清雅闲适。无论是激昂慷慨，还是清丽古朴，陆游的诗歌都能达到一种自然入神的境界，激情里暗藏着法度，平淡中饱含着真情。对于陆游的诗歌魅力，钱钟书也有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认为陆游诗有两个别人不及之处，一是闲适诗写得好，二是激昂的爱国作品写得好。宋代人注意的是后者，而宋以后几百年的读者都是注意前者，搞得陆游在后代人眼里像个老清客一样。直到清朝末年，人们才又重新注意到陆游诗的爱国成分。钱钟书对一个诗人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联系他对后世的影响说的，这是近代比较新颖的影响史研究，的确对很多问题能提出别开生面的见解。钱钟书认为“忠愤”的诗才是陆游的主要方面。
写国事多艰、痛恨外虏的诗歌在宋代甚至历代的诗文中都不少见，为什么陆游的诗却有格外动人的力量呢？钱钟书说，很多诗人虽然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但是诗人往往并没投身在灾难里，他们感叹国事衰亡的情感和对外虏入侵的愤怒，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亲身参与到实际的战斗之中，把自己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陆游既是诗人又是武将，他把这两方面融为了一体。他的诗具有一种豪爽的英雄气概。比如前人写“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虽然语气雄壮，然而讲的是别人，陆游却在夜读兵书时感慨说“……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渴望着在英雄事业里大干一场。杜甫写在安史之乱中的诗篇情怀沉郁悲痛，技巧炉火纯青，不能不令人叫绝，但不能像陆游的诗一样让人心潮澎湃。钱钟书说，陆游超过杜甫的地方就是“爱国情绪饱和在他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叫，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这种热潮还冲出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泛滥到梦境里，也是旁人的诗里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