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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是什么人在胡说八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著《论中国》（On China）的评价就极具代表性：“除了象征性扩大了‘天下’的概念，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在基辛格这种人的眼里只有“殖民地和资源”，航海就是为了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至于创造全球化平等贸易的共同市场，拉动人类文明整体向前——您觉得除了好莱坞，有哪个西方国家会产生这样的奇特念头？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郑和下西洋确实是在拿银子打水漂。
当然，还有一些中国人用一种阴暗心理来解读：西方人通过血腥殖民，快速建立起世界中心地位，中国却错过了这个不择手段的机会。然而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仍然是错误的，明太宗北征蒙古，南下西洋，带动了世界整体向前，也奠定了中华帝国更加稳固的世界中心地位。明太宗并未错过任何机会，明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中心性都超过了汉唐宋，也超过后来的英美，下一段，可以用数据来说明。
三、明太宗驾崩后郑和下西洋立即停止
《论中国》说：“郑和的远征在宣德八年（1433），即郑和去世的那一年突然终止……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便再没有重演过……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
基辛格文笔确实不错，可惜论据是他脑补的。宣德八年（1433），郑和这个人确实死了，郑和下西洋这个概念也就终结了。人都是要死的，但不是说某个人死了生意就不做了呀！太宗朝的意义便是奠定一个体系，让后人长久传承，岂有一个人死了整个体系就消失的道理？基辛格当年推动了美国和很多敌对国家建交，史称基辛格穿梭外交，难道某天他一蹬腿，美国就闭关锁国不搞外交了？郑和卒后，侯显、王景弘等相继接替，多次下西洋，只不过他们的名气远远小于标志性的郑和而已。
根据多伦多大学弗兰克教授（André Gunder Frank）所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在15、16世纪，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须知这两个世纪正值美洲、日本这两个大银矿开发之际，全球贵金属供应量暴涨，而中国能通过贸易（而非掠夺）将这么多白银收入囊中，弗兰克惊呼中国就是一台巨大的“银泵”！试问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又如何做到？靠走私？中国的走私犯就能引发全世界范围的价格革命，您也太看得起经济罪犯了吧！
郑和之后大规模的官方航海确实减少，但这正是因为开辟航线、清理海盗、建立贸易关系等各项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就不需要海军再开来开去，接下来就该民营企业家们开始表演了。现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会让海军每天做环球航行，难道都是闭关锁国了？
繁荣的全球化贸易进一步促进了明帝国的中心性，除了金银，各种科技、文化都大量涌入开放包容的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自身的跨越。比如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被引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人口增长。有资料记载明朝总人口只有六千万，但这显然只是明初整理的一个纳税户数，后来增长的没有纳入统计（明朝祖训“永不加赋”）。据最乐观的估计，明末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两亿五千万，这样的人口规模更加奠定了中华帝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实力基础。而大量西方学者将西方科学带入中国，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更使东西方科学在中国相融，保障了中国始终处于全球科技领先的地位。
成为世界的中心帝国，不一定只有烧杀抢掠这一条路。即便是西方，今天也有少数人开始明白这个道理，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您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祖先。
四、刘大夏焚毁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资料
有野史称郑和死后明朝闭关锁国，明宪宗（朱见深）有意重启大航海工程，但车驾郎中（兵部主管装备的司长）刘大夏便持下西洋得不偿失的观点，所以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都烧毁了！明宪宗也就只好作罢，从此闭关锁国。这同时也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么重大的事件，最擅长记史的中国人却没有留下完善资料，现在的很多事情还得靠猜的原因吧。
这里可能需要比较直接地指出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儿：
第一，区区一个郎中有权烧毁这么重要的资料？我可以负责地告诉您，这些资料涉及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核心技术，刘大夏连看一眼的资格都不一定有。
第二，没资料就不能出海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也没资料啊，人家是怎么出去的？
第三，现在给您一条木船——给您艘柴油艇吧——但您不能查阅任何官方天文、水文、气候资料，国家也不给沿线国家照会，请您就用个人力量把船从中国开到伊朗去。您觉得有可能吗？那请问连GPS和全球通都没有的明代，那么多民间商船是如何航行于大洋的？这只能说明最迟到明末，明初开拓印度洋航线的资料都还保存得很完善，否则从技术上就无法支撑直至明末还非常繁荣的海上贸易。
那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为何没有保存到现代，以及后来中国怎么就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内陆国，我想这里已经给出很明确的时间节点了，您就稍微动动脑筋吧！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
大明，这个在蒙古旋风的废墟上重建的王朝，其历史几乎是汉（含秦）、唐（含隋）、宋三个主流朝代历程的浓缩再现。事实上，明太祖并没有选择这个主流方向，而是倒行逆施。明太宗则扭转了这种趋势，带领大明重归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主流，有力地维护了正确的历史前进方向。尽管他是太宗系列中最恶劣的一个篡位者，但他的历史功绩又相当之大。
所谓集大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全社会阶层隔阂被打破，流动性充分
这一条其实宋朝就已经基本做到，明太祖却建立了一套世袭职业户役制，企图大开历史倒车。不过他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尽管他规定户籍世袭，但正如他规定不准再设宰相、宦官不得干政等，他死了没几年别人就当是放屁了。同理，尽管明朝从未在法律层面用正式公文宣布明太祖的户籍制度是放屁，但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不阻止脱籍，这条禁令也就化作一缕青烟。
所谓全社会阶层流动性，重点在于政府高官。只要高层不是始终被世家把持，而不断有底层人民进入高层，流动性就很好了。唐朝比之汉朝、宋朝比之唐朝，世袭荫举一直在变少，但明朝似乎又比宋朝多，这应该说确实有退步。可明朝的科举取士又比前代更严格，宋朝还有不少人荫举入仕，宰相中更不乏吕夷简、吕公著父子，范仲淹、范纯仁父子，史浩、史弥远父子这样的宰执世家，而明朝便再无一对父子两代为相的例子。
当然，宋朝那些宰执世家也并非全靠父辈余荫挺进高层，他们也只是生在宰执之家，仍要考中进士才能获得认同。宋朝读书人虽多，但宰相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孩子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明朝随着公共教育的发达，这种优势也不明显了。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宰相之子考取一甲进士的只有杨廷和之子杨慎、张居正之子张懋修极少特例，高中者绝大多数来自底层。宋朝尚有吕公著、范纯仁这种兼具世家和进士身份的中间阶层，明朝的杨慎、张懋修显然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何况他们也只是中了状元，远没当到宰相。在科举人才的主导下，明朝官场渐渐形成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
纵观明朝一百六十三名大学士的履历，其中有一百五十七名进士出身，占总数的98％（另六名也有举人等较低功名，而且全部集中在明朝建立前六十二年）。而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更多达四十一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整个明朝共产生了八十八名状元，其中便有十七名入阁为相，比例高达五分之一。除了成绩最优异的一甲进士可直接入翰林外，二三甲进士登科后还可以进行选馆考试，考出兼具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才，称为庶吉士，可在各部门实习三年后任实职。明朝共有八十七位宰相为庶吉士出身，超过总数的二分之一。
我们很容易从这个层次明显的结构看出，明朝政治最大的特征便是由考试成绩决定仕途，而不是出身门第或者其他，这激励了无数人捧起书本，形成了全社会的文化大繁荣。全社会考取功名的机会也相对公平，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何炳棣教授（Ping…Ti Ho）研究了明朝所有进士的家庭出身，其中祖上三代从无人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职的A类进士占总数的47。5％。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在漫长的二百七十六年中，除明初从峰值降为均值外，自明孝宗朝起便稳定在均值。也就是说，完全平民出身的进士始终能占到一半左右，社会并未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这表明这个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反马太效应机制，这或许归功于明朝发达的公共教育体系。尽管大多数人无法投胎在官宦之家，只能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共教育，但教育条件和学习氛围也并不比富贵家庭差太多，纯平民和富贵家庭的孩子成绩旗鼓相当。
稍微意外的是，宋朝的对应数据是53％，这和产生了大量宰执父子的印象似乎并不相符。这或许和明朝人排斥官宦出身的心态有关——同等条件下，明朝人更愿意提拔贫苦出身的寒士。而宋朝官宦子弟中进士的虽比明朝略少，但只要能中，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提拔起来也很快。所以宋朝的官宦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