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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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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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小说作法”,所以她不能满足报刊这方面的要求。她认为写小说没有什么窍门,一个是读书,吸取前人的东西,丰富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动手写,犹如《红楼梦》中惜春学画,主要靠自己慢慢画,边画边提高。

在谈到作家和作品对她的影响时,谌容说她最崇拜的是鲁迅,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钦佩。中国古典小说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在创作上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另一方面也受外国文艺技巧的影响。她上俄语学院时,参加了那里的“文学社”,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写人的大师,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她说她写东西力争做到自由一些,不管别人说是什么方法,看需要而应用,《人到中年》用回叙,少不了一些心理刻画;《周末》是用的传统白描;《玫瑰色的晚餐》是写意识活动;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她近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内省”色彩,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的深刻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小说写法有很大不同,处处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外部世界,现实和回忆、联想和梦幻,穿插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感受性,但又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而仅仅是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她说,时代在前进,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小说再不宜慢吞吞地描写,那样读者就不爱看。她不希望别人把她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她每写一篇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尽量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作家追求的是一个“新”字,脑子就用在创新上,要立意新、思想新、人物新、语言新,她感到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爬一次坡,是很艰苦的劳动,前面充满了坎坷不平,但要有勇气继续爬上去。

谌容的创作路子是相当宽广的,她长于写农村各类干部乃至普通社员(如中篇小说《白雪》),也熟悉广大知识分子;她写了两个长篇,四个中篇,一组短篇,但她的主要兴趣是致力于长篇,她觉得短篇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从明年开始,她打算谢绝约稿,关门写长篇,完成《光明与黑暗》。

在谈到约稿这类事时,她风趣地说,有人求稿心切,让她翻一下箱底,把过去写的东西找出来发表,她说她不能那样做,那样对作者编者都不利,弄不好会砸锅。有时半夜三更,一封电报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悲喜莫测,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催稿电报,一场好梦随着电波消失,叫人啼笑不得。

她说,写小说不是机器包饺子,构思一篇很不容易,写出来了,不满意的不愿意往外拿。她讲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歌德的话:“有些高明的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一生要求对他们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歌德谈话录》第35—36页)

谌容深感写作是很艰苦的劳动,她在她的一篇散文《病中》(见1980年第4期《文汇增刊》)已有透露:

巴尔扎克说:“创作是累人的劳动。”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累人。作家的脑子就是劳动的车间,你病倒了,你的车间没有停工。安装在那里的各种机床昼夜不息地旋转着。生活的素材不断地被传送带输送进来。体验、分析、加工、提炼、构思、丰富。这里没有病假、没有公休、没有节日。这里是永远的运转,甚至在梦中。

这是病态:神经衰弱,精神分裂。这又是最佳的竞技状态:文思如潮,不可遏制。

这是她的心情的真实写照。目前,她感到对她和她的创作的评价,有些过奖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她是理解读者和编者对她的关心的,但为了答谢读者的热忱,她只有努力创作,写出新作呈献给他们,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原载《长春》1980年第11期)

《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

练文修

一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情节是很简单的: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在一个上午连续三次手术之后,心脏病突发,濒临死亡的边沿。借用她丈夫的一个专业术语,可以说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陆文婷的“断裂”。

陆文婷为什么“断裂”?

是她原来体质太弱吗?不是。在医院里,她算是“身强力壮”的,本院的保健科甚至没有她的病历档案。是她精神比较脆弱吗?也不是。当她还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医生的时候,就敢于在一次查房之后,当着眼科主任和许多大夫的面,对主治医生的诊断提出怀疑;在批判“白专道路”,点了她的名之后,她还是不动声色,回家照样钻研业务;“文化大革命”中,她冒着“包庇叛徒”的危险,在造反派闯进手术室的情况下,坚持为病人做好了手术;在她病倒的前一天,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把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毅然决定让她丈夫搬到研究所去住,而把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独自承担下来。无疑,陆文婷正如她丈夫所常说的,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那么,是因为丈夫不够体贴?不。傅家杰是很爱自己的妻子的。仅有的一张三屉桌,他让给陆文婷使用,自己则屈居于床边的一叠箱子上,把一本本参考书摊在床铺,研究他的金属断裂专题;有了孩子之后,他便在屋里拉起一块绿色的塑料布,把三屉桌挪到布幔后面,希望能在这瓶瓶罐罐、哭哭啼啼的世界里,为妻子另辟一块安定的绿洲,使她能像以前那样夜夜攻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实验室被封闭、研究专题被取消,他便把全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家务上,使陆文婷免去了后顾之忧;甚至在他接受了陆文婷的建议,搬到研究所去,准备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在第一天中午,他原先不准备回家的决心便动摇了。他想起了妻子:“今天她在病房,手术能按时完吗?一想到她疲乏不堪地走进家里,又要手忙脚乱地做饭,总觉得过意不去。他还是蹬上车回家了。”是的,傅家杰是一个好丈夫。这一点陆文婷最清楚。所以她在昏迷中想起他们的爱情的时候,还是感到了生活的美好。爱情曾为垂危中的她注入了生的活力。

“断裂”的原因既不在陆文婷自己,也不在丈夫傅家杰。那么,在谁呢?

在院长赵天辉吗?他确实沾染了一些官僚习气,但作者并没有过分责备他。陆文婷病倒之后,他多次来看陆文婷;总是忍不住要把陆文婷的病和焦成思的手术连在一起,因而心里感到不安,甚至后悔自己当时竭力推荐了她;他要眼科搞出一份中年大夫的调查材料,决心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这张状子递上去”;而当陆文婷出院的时候,也是他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了一辆小卧车。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了陆文婷的“断裂”对他思想的冲击,看到他还有正常的人的感情和良心。

在“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吗?不错,秦波那两道不信任的眼光,那些不顾别人尊严的盘问,也曾使陆文婷感到难以忍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作者又反复强调,陆文婷并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对于这些难缠的高干夫人,“她接触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她和秦波谈话之后,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是“心平似镜,一如往常”,“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显然,和这样的高干夫人打交道,她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秦波也未必就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何况焦成思又是那天上午三个手术中的第一个手术,谈不上是陆文婷“断裂”的直接诱因。

显然,作者并不把陆文婷“断裂”的原因,归结为某个个人。有人认为,没有在这一点上树起一个直接的对立面,是不好的。其实,正因为作者排除了个人的直接责任,才能引导我们从更复杂、更深广的社会背景上,去探讨这种“断裂”的原因。这正是作者对生活认识深刻的表现。

那么,陆文婷“断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文婷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底下,在身心两方面的超负荷运转中,产生“断裂”的。虽然她对生活没有任何非分的企求,“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只要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她和她的丈夫就感到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可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出世,连这样简单的生活要求也达不到了。她经济上是拮据的,月月入不敷出,大街两旁琳琅满目的陈列橱窗,以及人行道上农民自由出售的稀缺的农副产品,都与她无缘;甚至想买一双白球鞋给孩子也难以办到。而工作的担子又是沉重的。老的老了,走的走了,骨干作用历史地落到了她的身上,甚至为“大官儿”看病,也得由她出场了。于是,“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圆圆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紧张忙碌到这种地步,甚至无法为小女儿扎个小辫儿,系上蝴蝶结;甚至住在北京,却已多年没去北海;甚至天天在医院走来走去,竟没有发现医院的院子里还有鸟儿。这样的超负荷运转,即使金属也会疲劳和“断裂”,何况乎人!

这样,作品就通过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的苦恼问题,中年人所肩负的重担和他们的实际待遇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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