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中,悟出了定慧等学微旨。禅宗的一切思想,皆从此义引申扩充而来。
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形成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沩仰宗。沩山灵祐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其修行理论继承和发扬道一、怀海“理事如如”的精神,认为万物有情皆有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
临济宗。义玄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提出“三玄”(三种原则)、“三要”(三种要点)、“四料简”(四种简别)、“四照用”(四种方法)等接引学人。因其机锋峭峻,别成一家。
曹洞宗。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其教法“五位群臣”说,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其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常用“顾”、“鉴”、“咦”三种表示,接引学人,表现出“刚劲”的宗风。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和“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主张。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概括其宗风。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法门为“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
杨岐派。创始人方会。因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时人称其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之长,得马祖道一大机、大用,浑无圭角,宗风如龙。
禅宗五派的思想,相差无几,仅是门庭施设不同,接引学人方法有所区别,以致形成不同宗风。法眼宗文益在他所著《宗门十规论》中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指云门——引者)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指出四派不同之点。法眼宗的宗风则为“一切现成”。
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后有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从此禅宗机用变成逢场作戏。后克勤弟子大慧宗杲销毁《碧岩集》刻版,想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的禅病。但不久又有刻版重出,宗杲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后来他提倡“看话头禅”,将“敲门砖”给发心参禅者,深受士大夫们欢迎。这种佛儒合流倾向,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宗杲又反对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称之为“邪禅”,认为是不求妙语,只以默照。实际上看话头禅应用慧能定慧等学中的“慧学”,默照禅应用其中的“定学”,两家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这两家禅学,自宋以后,经元明清三代,至今不绝。
正值禅宗流弊严重,临济、曹洞互争短长时,法眼宗延寿编《宗镜录》100卷,对各派宗旨分歧持调和态度,目的是扶衰救弊。但此书在100年后才刻版流通,不久又被增改,至明代才恢复旧观。清雍正年间曾被推崇一时,但始终未在禅门中发挥应用。以后金元间有曹洞宗行秀,元有临济宗明本,明末清初有临济宗圆悟、曹洞宗元贤等宗师,继续弘扬禅法,都未能挽回颓势,并陆续出现三种情况:①宋初,不断有人提倡禅净合一;②为争夺法统,临济宗后人歪曲云门宗的传承,把云门、法眼两宗归属于南岳怀让一系,而将青原行思一系说成只有曹洞一宗;③清帝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以政治威力干涉禅宗内部纠纷,迫使被压制的派系所属各大禅寺,如杭州灵隐寺等,改换门庭。禅宗至此奄奄一息。清代中叶后净土信仰普遍,禅宗已成强弩之末,不穿鲁缟。近代以来的禅寺,实际都已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它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将北宗禅传至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智藏受法,回国传入南宗禅,称禅寂宗,后改称曹溪宗,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日僧荣西入宋,受法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将此宗传入日本,称千光派。俊荷受杨岐派禅法,回国弘传。南宋末年中国禅僧多渡日,传杨岐派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入日本。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
第二卷 佛塔
第四章 佛塔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乐善好施的通俗用语,也是扶危济贫、救死扶伤义士们的谦逊之辞。既使在现代的文艺作品中,这句话也是拯救众生性命的主人公们脱口而出的惯用语。那么究竟什么叫“浮屠”呢?浮屠就是佛塔。
佛塔,简称塔,起源于印度,梵语音译〃卒堵波〃(Stupa)或浮图,浮屠、佛图,意译为方坟、圆冢、灵庙、高显处等。早期主要用于收藏舍利,后亦用于收藏经卷、佛像、法器,庄严佛寺。中国原本无塔,故汉语中的〃塔〃字,是魏晋译经时,按既象形又表意近音的规则新造的。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问佛陀,怎样做才能表示弟子们对他的忠心和虔诚。佛陀听后,将身上披的方袍平铺于地,再将化缘钵倒扣在袍上,然后把锡杖竖立在覆钵上――这便是塔的雏形。释迦牟尼圆寂后,弟子们按照他的暗示,建了八座供养其舍利,并作礼拜之用,以表示自己的虔信。由此产生了印度佛塔。其结构为覆钵状圆坟形,上饰竿和伞。上面的部分后来发展为相轮,即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到印度阿育王时代(公元273-232年),阿育王造了八万四千舍利塔(高仅几十厘米)送往世界各地,〃塔〃这种建筑式样便随之传播开来。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弟子们把他的遗体火化了,遗骨在火光之中凝结成了五彩斑烂、击之不碎的结晶物,称作舍利子。相传释迦还遗留下了他的身骨、头顶骨、牙齿、毛发、指骨等等,都是佛的舍利子。当时有八个国家的国王听说释迦涅槃了,都带领兵将前来争夺佛祖的舍利,最后他们分别得到了一份,按照印度古老的传统习俗在自己的国家建塔供养了起来。这些佛塔的下面都有地宫,里面都珍藏着释迦佛祖的舍利。由于佛教信徒们将释迦佛祖的舍利子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物品,所以佛塔就不仅成为了释迦涅槃的象征,更是佛家弟子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了。
佛教认为:信徒们如果能经常性地环绕着佛塔作礼拜,就可以在来世获取无上的功德和福报。所以,环绕着佛塔作右旋礼拜,也就成为当时的僧侣们每日必作的功课了。不仅如此,就是建造佛塔本身也是一项功德行为。在释迦涅槃二百多年以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曾经打开了最早的八个舍利塔中的七塔地宫,取出舍利子,把它们分成许多份,然后在他传播佛教的广大区域内普遍建塔供养。这种作法还经常被后世的佛教信众所效仿。时至今日,佛祖的舍利塔遍布于中亚、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各地区,在中国的大地上,古塔的数量就有上万座。
佛经上说:信众们修建佛塔,如果找不到佛的真身舍利子的时候,可以用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等珍宝来代替;如果实在无力求得这些宝物,也可以到大海边去拾取清净的砂粒,或者采集一些药草、竹木的根节来制造舍利。只要具有真诚的信佛之心,这些象征物品在信徒们的眼里也就完全具有了如真身佛舍利一般的功能与作用。另外佛教的经典集中了释迦牟尼的所有思想与智慧,是佛教信众通往涅槃境界的指路明灯,因此,在有的古塔中,一些佛教经典也被当作舍利供奉在了塔身之中。经典是不同于真身舍利的,所以,珍藏在佛塔之中的经典被佛教称作“法身舍利”。不论是真身舍利还是法身舍利,它们所在的宝塔都会被称作“舍利塔”。
但也有一种佛塔只是被用来作为释迦牟尼象征的,塔下并不埋藏舍利子,因此就不具备坟冢的性质,如在石窟洞里用石头雕刻出来的佛塔就是这样的。这种塔在梵文佛教文献中叫Chaitya,汉语的音译称作“支提”或“制底”。
印度现存最为古老的佛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而中国第一座佛塔的建立,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那时候,佛教才刚刚被少数中国人接受。在近两千年的风雨岁月中,曾经有数不清的宝塔在神州的大地上拔地而起,展示着祖先们辉煌的艺术成就;又有多少座宝塔在干戈扰攘的战火中被堙没到了地下,它们当年雄伟的身姿只有到古书之中去寻觅。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有成千上万屹立着的古塔,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制作工艺之多样,时代跨度之大,在曾经和依然信奉佛教的国度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它们的成就也决不仅仅局限在古老的建筑技艺本身,在这些古塔舍利子的五彩夺目的光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和不断创造新型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
公元一世纪前后,塔随佛教传入中国。经东汉至南北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融合,得以迅速发展,呈现出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