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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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历史在民间-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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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名到深圳去的人大概也是不多的。想来想去,除了歌星们,还会有谁呢?他或她,也不过是将深圳当成较理想的演习场或集训营。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素质,便会从深圳这块跳板纵身一跳,跳往北京的。
  更多的人,之所以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主要是为了一个“利”字吧?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个“利”字,我强调的,并非它的商业内涵的一面,而是社会学内涵的一面。
  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是一个社会人,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种相对体面的物质生活的收入,选择能发挥自己某项专长或才智的职业的充分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激情和冲动,以及便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
  我想,更多的人,是被这样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驱动和吸引,才由别处的人毅然决然地变成深圳人的吧?
  如果,这样的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是可以不太确切地用“野心”这个词来谈论的话,那么具有这一种“野心”,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值得欣喜的事呢。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倘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野心”都没有,那实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幸事。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而言,如果它的大多数人尤其大多数青年人,皆能有以上那么一种“野心”,它将必是安定昌盛、高速发展的,前途也将是美好光明的。
  在我看来,深圳是中国的第一座典型的“移民城”。也许,它还是全国青年人最多的城市和知识结构最高的城市吧?尤其后两点,和深圳的年轻、深圳的现代观念为主体的观念,可以说相得益彰。无论他们选择了深圳,还是深圳选择了他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在宁夏颇有名气的一位作家,曾打算调往深圳。后来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有去成,什么时候谈起来遗憾得不行。
  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贵州人民出版社原编辑部副主任,也曾因打算调往深圳,来寻求我的帮助,后来也是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去成,却至今“贼心不死”。
  而我自己,一九八八年底从北影调到童影后,住房窘况大大改观,才最终灭了由北京人变成深圳人的念头。否则,尽管我觉得与深圳缺少缘分,但也可以划归为“贼心不死”者。可见,曾想要去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比已经去了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少不了许多吧?
  我曾应邀到渤海油田讲过文学创作课,结识了那个地方的一批男女青年文学爱好者。某天我收到一封从深圳寄来的信,困惑地打开一看,是其中一位女孩写来的。告诉我她已经调往深圳了。而且,是因为陪她父亲到深圳旅游,一下子就被深圳吸引住了。用她的话说,是“我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于是坐地就成了深圳人。去时是父女俩,回渤海是她父亲一个人。老父亲特理解她,支持她,自告奋勇承担了回原单位替她办理辞职手续的义务。
  她那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洋洋自得的人生信心。仿佛待嫁闺中的女孩,忽一日红鸾星惊,相中了一位“白马王子”或被“白马王子”相中似的。
  一位包头的文学青年,某天也出我意外地从深圳打来电话,说已受聘于深圳某一公司矣。也说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先是,他的一位同学去了深圳,受公司委派,回包头办子公司,将他从单位硬“挖”了出来。后来深圳方面派员去包头考察,发现他那位同学志大才疏,不善经营管理,将他那位同学“炒”了鱿鱼,宣布解体子公司。同时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发现他倒挺有能力,问他愿不愿到深圳谋求发展。他自是喜出望外,于是跟随到了深圳。
  我问:“干得顺心么?”
  答曰:“我已经从那一家公司跳槽,换了一家公司干了。”
  我替他忧患地说:“那么,是在第一家公司干得并不太顺心了?”
  他在电话里笑了,说:“你别替我操心。我在第一家公司干得也很不错,但第二家公司的待遇更高些。人往高处走嘛!在深圳工作变动是寻常事儿!”
  我在南京签名售书,遇到了一位“兵团战友”。他竟也装模作样排队买我的书。
  他说他已不是哈尔滨人了。
  我问:调到南京了?
  他说:调到深圳了。
  我一怔,忙问他感觉如何。
  他莫测高深地一笑,说:“人挪活,树挪死么。起码的感觉是——我挪活了!”
  签名售书活动的第二站是西安,又遇到了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排队买书。二十多年不见,她头发白了。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问老师近况怎样。
  老师说,她已退休了。已调到深圳了。受聘于女儿和女婿的公司,当一名老业务员。
  我奇怪,问老师:深圳也欢迎您这般年纪的人么?
  老师一笑,说:“深圳那地方,不以年龄和资格论人,看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我也没成想自己教了一辈子书,一朝下海,居然还能扑腾几下子!”
  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围,就会有一两个你熟悉的人说变就变成深圳人了。一旦他们变成了深圳人,给我的印象是仿佛都年轻了几岁,都对人生增添了几分自信和乐观,都自我感觉好起来了似的。
  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抱怨一通自己的工作单位,接着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个省,进而抱怨整个中国。许多人备感自己怀才不遇,备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压抑,备感活得窝囊委屈。
  据我想来,他们的抱怨,也许不无各自的理由和根据。
  然而,深圳人却一般不这样。他们很少抱怨深圳。也许是因为当初是他们自己乐于去的吧?可又分明不完全是,分明还是一种深圳人共有的大家都恪守的什么原则似的。
  我不信去到了深圳的人没有人仍觉得怀才不遇,没有人仍觉得才智和能力受到了限制和压抑,没有人仍觉得与他人比起来自己活得窝囊、活得委屈、活得累。但我所接触的深圳人,一般都不抱怨。
  在今天,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较,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他们的不抱怨,似乎都向人表明着他们的另一种自尊和自信。
  仿佛,深圳像一种学校,它教育出来了另一种当代中国人。
  我曾去过深圳一次。目前为止,仅仅一次。
  我曾很想调往深圳。最终彻底打消念头,原因之一是深圳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似乎太远了,远到不止是南方,简直就像是国外;原因之二恰恰是,由于我到过深圳一次。
  先说第一个原因。我出生在哈尔滨。直至下乡前,没离开过它。如今,我的老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哈尔滨。弟弟妹妹都已成家,老母亲轮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哈尔滨还有我诸多的同学和兵团战友。亲情加上友情,据我想来,便该是所谓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最主要的内涵了吧?无论世人对此如何评说,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正是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依重难以解脱。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是贫穷在我和大多数同代人心理上和情感圃林中投下的阴影。父母辈在贫穷年代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含辛茹苦。我们总希望生活在他们周围,起码是生活在离他们不算太远的地方,以图能够更经常地尽我们作儿女的义务和拳拳孝心。
  一九七七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际,有三个分配选择——哈尔滨、北京、上海。我毫不犹豫地填了去哈尔滨的志愿。坚决表示不同意留在上海。一些阴错阳差的因素,使我成了北京人。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离家乡、离父母和弟弟妹妹、离亲情和友情最近的选择了。说来人们也许不信,尽管北京到哈尔滨只需坐十七八个小时火车,可十四五年内,我不过只回去了七八次。几乎两年才回去一次。足见对一个太依重家乡的人,远或近,有时似乎更是一种心理距离。
  我是在一九八六年去深圳的。当时到广州花城出版社改稿。改毕,编辑部主任陈大姐和我的责编——一位典型的广州姑娘陪我去深圳。到时已是下午,在市内转了转,第二天去了沙头角,天黑才回到深圳。第三天一早便离开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去的更是沙头角,只不过途经了深圳。
  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在沙头角走了个来回,与陈大姐她们走散了。在沙头角买了三个芒果吃。我既不觉得那条小街的东西真的有多么便宜,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格外吸引我,能勾起我买的冲动。甚至竟有点儿后悔。对于一个极其缺乏购买热忱和欲望的人,要在那么一条小街上消磨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仅仅靠闲适的心情是不够的。于是我在那条小街唯一的一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第一场是《黄天霸》,第二场还是《黄天霸》,都是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当时我仍在北影)。
  在深圳的短短的时间里,我抽空儿拜访了一位从哈尔滨调到深圳美术馆的画家。在哈尔滨,他一家四口住两间阁楼。而在深圳,他住四室一厅。住处环境相当优美。附近有集市,买什么相当方便。尤其海味和副食、蔬菜,在我看来,丰富极了,价格也并不比北京贵多少。当然,最令我心向往之的,是友人的居住面积,大约近一百平方米。对他而言,在哈尔滨是不可企及的,恐怕只能是幻想。对我而言,在北京也是不可企及的,恐怕也只能是幻想,当时我在北影,只住十三平方米的一间筒子楼。
  我非常坦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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