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兴地跑回家，踩着凳子取下了我的黄雨伞，一溜小跑地到了学校。上课
的铃声已经响了，我故意把脚步放慢，我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我手里拿
着的那把明晃晃的大伞全班同学都看到了，我得意地坐回我的位子，一边听
着课，一边看着窗外，我希望雨再下大点。
放学了，同学们都挤在学校门口等着雨停，只有我撑起了雨伞挤出人群，
走出了学校。那一份优越和那副自豪劲儿我至今还记得，我放慢了步子，尽
可能让同学们都能看见我那把漂亮的雨伞。
我不想失去那把伞。
我和伞平安地回到了家，我的书包成了一团水，母亲没有批评我，而是
把我的书、作业木全都摊开，放在炉子边上一页一本地烘烤着，我围着毛巾
被坐在床上抹眼泪，看着倚在墙角也陪我一起滴泪的伞，我心里知道了，大
雨伞就是给大人用的，没有母亲为我撑着伞，我一个小孩怎能抵挡住风雨呢？
从那以后，伞在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图腾般的禁忌，我只盼望长大
了也能有一把母亲那样的伞。
真正开始用伞是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山菊花》内景的时候。那时，
广州正值梅雨季节，没有雨伞简直出不了门，我在那儿住的半年里买了三把
雨伞。我买雨伞特别讲究，一是要伞大，二是要布面厚，三是要颜色好看。
那时自动雨伞很流行。托人从石狮带回来，也就十块钱一把，我却不喜欢，
总去市面上寻找那些长把的，用手撑起的老式雨伞。拍片休息时，在屋里呆
闷了，打着一把伞去赤岗走一趟心里就满足了许多。出去走走，不仅可以享
用一下伞，最重要的是可以欣赏那由五颜六色花伞装点的街市，千滴雨万滴
雨，千把伞万把伞，伞的花色太多了，除了单色之外，花伞几乎是没有重样
的，但是唯独不曾见过母亲那样的黄油布雨伞。当然不会有了，那都是老货
了，母亲不是说过了吗？
从广州回青岛，我还特意买了好几把雨伞带回去，母亲怪我尽乱花钱，
说一把雨伞能用好些年。我们又翻出了家里那把大黄伞，我们都长大了，黄
伞也随母亲一起老了，伞的中心和四边都被母亲用布缝过了，黄油布上也有
了许多洗不掉的斑点。我和母亲都笑了，同时想起了我小时候说过的那句话：
“等我长大了，你把这雨伞给我吧。”如今我真大了，雨伞我却不能再用了，
它已经经不住风雨了，它老了，它要退休了。母亲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又把
伞包好，仔仔细细地存放起来了。我懂母亲，伞是我家平凡生活的一个帮衬，
是我们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这些年，每次出门我都忘不了带上一把雨伞，伞成了我的装饰品了，可
惜如今用伞的机会太少了，出门坐车，好心的司机会在雨天一直把车开到你
的门口。就为了撑起一把伞，有时雨天我特意出去走走，观赏一下雨中的伞
景，却总是失望地回来。如今人们已经忙得没有了悠闲的脚步，悠闲的情致，
悠闲的回忆，所以，伞也被撑得满街飞跑，人多的地方伞互相碰撞，谁也不
肯躲谁，谁也不肯让谁。偶尔一对情侣依偎在伞下，但不久他们也要收起那
美丽的伞而钻进出租车里。
前几天我在一个酒店里开会，无意中发现了那里的一把伞，老式的一把
大伞，伞柄、伞骨、伞圈都是老式的，唯独伞面现代，是由灰白红黄四种颜
色交织的小格子，伞把是竹子做的，我当即买了它，真够贵的，九十五块钱。
我把伞筐摆在了我的书房里，那里有一堆我喜欢也曾用过的伞，其中，最让
我喜欢的一把当是挚友送我的那把铺满报纸的雨伞，报纸的刊头、标题、文
章、图片无一不真实地印在伞上，那伞别致新颖得令人叫绝，那把伞会告诉
你这是一个多么智慧的报社，雨伞的设计者又是多么独具匠心。
大伞，伞柄、伞骨、伞圈都是老式的，唯独伞面现代，是由灰白红黄四种颜
色交织的小格子，伞把是竹子做的，我当即买了它，真够贵的，九十五块钱。
我把伞筐摆在了我的书房里，那里有一堆我喜欢也曾用过的伞，其中，最让
我喜欢的一把当是挚友送我的那把铺满报纸的雨伞，报纸的刊头、标题、文
章、图片无一不真实地印在伞上，那伞别致新颖得令人叫绝，那把伞会告诉
你这是一个多么智慧的报社，雨伞的设计者又是多么独具匠心。
初为北京人
初为北京人
——自题
那年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户口算是最难办的一个问题了。多少人只
因这一张小小的户口卡片，夫妻分居几十年。有些人为这一件事奔波了一辈
子，最后是户口解决了，人也退休了。
在户口问题上，我办得奇快，从启动山东的户口到落上北京的户口只用
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天，当我在前门大街边的一个很简陋的平房里签上倪
萍两个字的时候，窗户里的那个民警同志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跟我说：
“成了，我告儿您，您现在就算北京人了。”
初为北京人的我，一下子有了“可靠的未来”，走在大街上真有些不一
样了，脚下轻得要飞起来。我沿着前门大街往长安街走去，我就是想在长安
街，这条最能代表北京的马路上以北京人的身份走一走，看一看。其实，这
里我十几岁时就曾来过，后来又在北京拍电影来过无数次。但是今天不一样，
我像第一次结识它们，我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仔仔细细。北京就是北京，她
虽然古朴，但却透着一种少有的大气，让你只能对它肃然起敬。
我从天安门一直走回了公主坟，一路上我好几次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那
证明我已是北京人的小纸片，生怕乐极生悲，把它丢了。走在街上，多少有
些羚羊征服山涧沟壑的得意，更有一份新生的亲情。
是不是北京人，对我真的就那么重要？当然！生活和事业都将从这里掀
开新的一章。就像当年从青岛去济南一样，城市所给予一个人的机遇差别很
大。在北京，你都可以把银河当成保龄球道，你尽管挥洒。这在我日后的工
作中全都做了最好的证明。
我庆幸在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成了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位市民。那时我就想
了，北京，感谢你收留了我，日后我会和北京人一样爱你，保护你，建设你，
为你争光。也请你多多关心我这个外乡人，如有不妥之处，千万别臆测我，
别磨难我，要多多原谅我。
那一晚，我以北京人的身份在西郊的专家公寓平静地度过。时间是
1990
年
11月
6号，与我离开青岛去济南是同月同天，老天爷确实能掐会算。
第二天一大早，迎着耀眼的太阳，我来中央电视台报到。一切和我想象
中都不一样，车辆和人流，青得像七月的柿子，涩得让你张不开口，这里没
有人在等待我，更没有人盼着我来，我连大门口都进不去；我对门卫说：“同
志，我是来报到的！”“等着！”传达室里已有几十个人在那儿办进门手续，
门卫很不耐烦。此刻，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我耐心
地等着，一直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有人问我，“你找哪个部门？”“我是来
文艺部报到的。”
“等着吧，一会儿有人出来给你开进门条儿。”于是，我又规规矩矩地
等了一个半小时，熬过十一点钟了，文艺部来了位秘书才把我领进去。办公
室的人都三三两两开始去食堂吃饭了，我又坐在那儿等，昨天办户口时的那
些好心情全都没有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早起精心选择的这套裙子，心里笑了，真可怜，换上这
套，又脱下那套的，忙乎了好一阵子，这一上午了，谁看你一眼了？估计头
发也乱了，衣服也皱了，算了，我为自己松了一口气，这一放松，人倒整个
的平实了，我不再那么提着气了，你以为你是谁？既来之则安之。
的平实了，我不再那么提着气了，你以为你是谁？既来之则安之。
是
2449，我是中
央电视台进台的第
2449号人。我上班了。
头一回坐在那属于我自己办公用的写字台前，不知该在上面做什么，办
公室的导演们来去匆匆，我像陌生人一样坐在那里等待着分配工作。
办公室里的三部电话此起彼伏，但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
奇怪，我怎么坐在这儿了？世间最复杂的事往往就是最简单的事，往往
又最不可思议。生活在不断地挣脱惯有的轨道掷出常理，到达想象力所不能
企及的地方。我努力地回忆着一切跟这次调动有关的人和事，努力地想理出
一条清晰的线路，我是怎么由一个山东话剧院的话剧演员成为中央电视台的
主持人的，一切一切都是从那次青岛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职业主持人。
说实话，从前，我把主持人这个职业看得很轻，报报幕，背几句台词，
没有什么艺术可言。我崇尚我所从事的话剧艺术，当你如醉如痴地在舞台上
生活于艺术中的时候，是那么地忘我，那么地幸福，艺术会在那一刻让你永
恒。我曾决心献身于她。
1987年春节，我回青岛过年，被电视台作为家乡的名人请到了剧组。当
时我已经拍过了电影《女兵》、《山菊花》、《流泪的红蜡烛》、《祁连山
的回声》等影片，片子虽然都不是很有影响，但在当时，我们国家一年才生
产几十部电影的时代，在剧院里能够被选中去拍电影的人并不是很多，我在
山东就算小有名气了。和我同时被请到剧组的还有唐国强、宋佳，我的两位
同乡，和我们见面的是他们从中央电视台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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