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报人回忆：“我至今难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明报》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了……”
自信佛以来，金庸自认看透世界事物都有始有终，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个阶段都有终结，在适当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任务，便是最满意的。办了几十年《明报》，他相信他和《明报》的关系到最后仍要分开。在精力还好时离开，对自己、对报馆都比较有益。他假设自己突然死了，报馆没有人领导的话，同事都会很彷徨。
在我这个年纪，《明报》是一个负担。从佛教的讲法，有负担总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减少自己的负担。①
尽管有那么多的“做不到”，金庸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明报》。
此时离“九七”越来越近，他对外解释：“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他告别一生事业所系的《明报》还有一些不能忽略的因素，“1991年《明报》上市后，股价长期在每股2。9元的价格静止不动，且成交甚少”。这次出售股份他实际上赚了钱，而且甩掉了80年代以来在香港未来政制安排等问题上造成的巨大心理、政治负担，虽然负面的影响未必甩得掉。《明报》出售以后，除了明河社出版公司，他还拥有股票、债券、办公大楼等财产。
六、《明报》再度易主
在金庸全面引退前，《明报》的“于品海时代”实际上已开始，雷伟坡及一些重要骨干相继离开。1993年11月8日，于品海以明报集团名义创办《现代日报》，因亏损太多，他以3000万元价格独资购回，撑到第二年11月26日停刊，共亏损了1亿。他又投入巨资创办第一个全球24小时的中文新闻电视网，也以失败告终。为此，于品海将明报企业18％的股权卖给中策集团的黄鸿年和马来西亚富商张晓卿。
1994年5月20日，《明报》三十五周年报庆，于品海发表《勇敢顺应大环境，积极面对不明朗》时，踌躇满志地说：“《明报》的成就有目共睹，查良镛先生的贡献最大。有人因而说我的负担很大，历史包袱重，试想又有什么人能与查先生比较？但我并不觉得这是负担，反之，我感到鼓舞，因为查先生帮助我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① 转引白杨莉歌《金庸传说》，307—308页。
当年10月10日，香港《经济日报》披露于品海曾在加拿大有过犯罪记录，与他上市公司主席的身份有抵触，一时间香港舆论沸沸扬扬，对《明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于品海只得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及香港报业公会主席的职务。1995年10月，他将明报企业35。9％的股权售予张晓卿。加上年初购进的10。1％的股份，张晓卿持有明报集团46％的控股权，于10月20日出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明报转入“张晓卿时代”，这一天离于品海接手《明报》仅两年多。
当年59岁的张晓卿祖籍福建，出身贫寒，早年以伐木业起家，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伐木商及夹板出口商，1988年将伐木生意扩至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等国。他在澳大利亚拥有大型养牛场，在上海有锯木厂，而且经营新闻出版业务，业务包括马来西亚最畅销的华文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文报TheNational，以及大连的一家合资出版社。①
金庸千挑万选才选定于品海，他做梦也想不到，《明报》这么快就会被转手卖掉。
《明报》再度易主后，他又对张晓卿寄予很大期望：“他（张晓卿）来管理《明报》，我很感激他。《明报》是我的孩子，就好比我的儿女离开家庭后，处境不佳，在外头流浪，没有人收留他，前途茫茫的时候，有个好心人肯收留他、培养他，拿钱出来给他念书，受好的教育，变作一个很有用、很好的人。”“希望张先生来了之后，能够重振《明报》的声威，恢复稳固、健全的财政状态。”
金庸虽退出了《明报》，但《明报》为他一手创立，毕生心血所系，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岂能轻易割舍。“生命中充满着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一年，他心脏病发作，做了大手术，经过八九个小时，心脏拿出来修修补补，又放回去。香港新闻界都在传说，一辈子精明的金庸是不是被气出病来了。②
① 陈昌风《香港报业纵横》，222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00—201页。
第十八章 是耶非耶
一、香港的新闻自由
金庸称，除了妻子儿女，他最爱的就是新闻事业。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希望还是做新闻工作。
正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给了他创造事业的机会，成就了他和《明报》，对此他始终很清醒，在《明报》几十年的社评中不断提起。1963年11月15日，他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社评中说，香港报纸有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在法律之外的任何干预。“香港另外有一种新闻自由，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中的同业所享受不到的，那便是不必大资本家才有办报纸的自由，我们在香港有四十多家报纸，几乎任何一派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广告商也不能控制报纸的言论。”
对于小资本可以办报的自由，金庸深感欣慰，否则就没有他的《明报》了。1966年9月26日，他在《大报小报与新闻自由》社评中说，大报并小报的结果，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际上变成了几个大财团的言论自由。“如果一个城市中只剩下一两家独霸性的报纸，在通常情形之下，小市民的意见就不易得到反映。这次天星小轮加价，全港数十家报纸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对，如果在其他社会中，一两家大报垄断言论，市民们的反对意见恐怕很难表达出来。当然，本港的新闻自由也有它的限度，但在小型报能够立足这一点上，可说胜过了世界上许许多多地区。真正的新闻自由，应当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报纸存在，能发表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他在1963年就不无担忧，“香港这种相当接近于真正新闻自由的情形，不知能维持多久？我们这些小鱼，不知什么时候成为大鱼肚中的食物”？
因此，金庸一直珍惜香港的言论自由环境。当1967年“五月风暴”席卷香港，左派报纸充满了火药味时，他在7月22日发表《真正的“言论自由”》社评：
各种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之一是“言论自由”，非常明显，近几个月来此间左报所行使的言论自由，大大地越出了范围。他们不但在报上肆意谩骂和诽谤，捏造事实，散布谣言，破坏公共秩序，还在天天号召行使暴力。
8月10日，他又在《煽动、恐吓、诽谤、造谣决不是“新闻自由”！》社评中说：
整个自由世界都公认，香港是有充分新闻自由的地方。任何报纸都有拥护或反对某种主义和思想的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有报道任何事实的自由。然而正同任何自由一样，新闻自由也必定有它的限度。……不幸的是，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有一批人假借“新闻自由”“爱国”等美丽的名词，天天在进行煽动、恐吓、诽谤、造谣，企图破坏整个社会。这与真正的新闻自由毫不相干。
当时，《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因此被令暂时停刊，《明报》用特大号标题作了报道。
金庸一直认为香港是世界上少数具有新闻自由的地区。1970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香港报业”，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事实上远较英、美、日等国为充分，目前在，伦敦、纽约、东京等地新办一家报纸，得以畅所欲言，虽非绝对不可能，但也已近乎不可能，至少，那也是千万富翁的事，而不是报人或新闻爱好者的事。报人而能自己办报，世界上除了香港以外，很少有别的地区。
1971年6月2日，他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社评中说，与十二年前办《明报》之时相比，目前职业报人要在香港办报，困难增加了数倍，物价高涨，竞争激烈。困难虽大，毕竟还是可为，每年我们都见到有新报纸创刊。“在香港，以言论自由而言，倒的的确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没有一百家报纸，却也超过了五十家。伦敦、纽约报纸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真正享有新闻自由的，只不过是一两份报纸的一两个老板而已。”
1979年，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学座谈时说，香港的新闻自由相当充分，自己在报界工作三十一年，政府插手禁止刊登某某消息，这类事情还不曾经历过。①
1983年5月20日，又逢报庆日，他的社评说，《明报》以香港为基地，没有香港，根本没有《明报》，像《明报》这样的报纸，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出版。英、美、日、法等国有自由与独立的报纸，内容比《明报》好得多，然而不是中文的。他向读者承诺，《明报》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决不会对不起老读者，将会保持自由客观的风格。
金庸深知，新闻自由是要争取的。
早在1962年“逃亡潮”中，香港《虎报》《工商日报》有三个摄影记者被捕，他在7月25日发表社评《报非“圣报”，孰能无过？》，7月31日发表《喜闻三记者被判无罪》社评。法院判决结果出来前，他与《天天日报》负责人韦基舜交换意见，认为报纸记者有责任向公众报道事实的真相，如果采访新闻被认为是阻差办公，今后工作将发生重大困难。他们感到此事牵涉全港新闻界，并不单单是这三位记者而已。他们一致认为，自有报纸以来，新闻自由就是报人要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