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您出门时，我先出去，出去以后我就唱歌。妈，您知道我为什么老唱着歌进出吗？因为他一听是我的声音就不打了，其实我也害怕，怕他以为是您，再把我打了。”孩子对她爸爸说过：“爸爸，你们两个是不是因为钱打架，如果是因为没有钱，你就把我卖了得了。你们把钱分了，就别打架了。”我们是孩子的亲爸爸、亲妈妈，我听了这些心里特别难受，我想这孩子真是也跟着这个家受罪。我想不在这个家住了，就带着孩子住在厂子里了。我每天上班拼命干活，还得接送孩子上学，顶着大北风，推着自行车，越想越觉得活得没劲了，就对女儿说：“媛媛，妈妈活着真的没劲了，真的不愿意活了。”说完我就奔着一辆汽车去了，司机猛一刹车，说：“你找死呢！”我说：“我是找死！”
我妈和我姐都不赞成我离婚。在我们农村，丈夫打老婆有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妈就说，你出一门嫁一户的，能凑合着过就行了，早晚他有清醒的那一天。因为我们家在农村，挺守旧的，我姐姐就说：“你要是提出离婚，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别来找我们。”我大姐和我二姐还老这样说我：“能挽回就挽回，你好好对待他，把他的心唤回来。”
后来就发生了我将大姑姐扎死的事。1997年11月以后，天气冷了，住在厂子里也不方便，我带孩子又搬回家住。因为他老打我，我妈妈就不放心，过来看看我。1998年4月21日，我妈妈来我家，那会儿我一天打两份工，早上在大队扫街道，白天去工厂上班。每天早上4点起来扫街道。4月23日早上6点左右，我扫完街道回来，听到那边吵吵嚷嚷的，正好我们邻居骑车过来，说：“你还不快去，他们在那儿打你妈呢！”我赶紧跑去一看，我大姑子姐和她儿子正打我妈呢，我妈被打得滚在地上，满身是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你们打我就罢了，还打我妈？！”后来他们就把我也打了。我呢怎么也不是个儿，赶紧拉着我妈就跑。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说：“你们快来吧，他们又打我们了。”派出所的人说：“我们刚巡逻回来，刚睡下，等会儿吧。”我又给我大姐打电话说：“你快来吧，他们把咱妈打坏了。”我姐来了，我们正要送我妈去医院的时候，我大姑子姐和她爱人来了，站在我家门外就骂：“装什么死啊，赵小燕，你出来，出来打死你。”后来我姐姐就出来了，说：“你们有完没完，你们是不是太欺负人了，我妹妹整天挨打，你们还打我妈妈。”他们一下子又奔我姐姐去了，又把我姐姐给打了。我一看就急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当时就想吓唬吓唬他们，拿了一把刀就出去了，没想到，我冲出去的时候，大姑姐就奔我冲来，大姑姐的爱人在她后面也冲我奔来，这一冲撞，刀子正好扎在我大姑姐身上。
大姑姐为什么跟我妈打了起来呢？听我妈讲是在上厕所时。我们用的是公共厕所，都在外面。他姐姐遇见我妈，就骂我妈，我妈没理她，因为我妈有气管炎，有痰，我妈就吐在旁边了，她说我妈啐她了，就打了起来，因为我们两家离得近，她儿子听到了，就出来帮她妈打。后来我就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现在从无期减到有期徒刑20年。1999年7月，我接到他的离婚起诉书。11月一审判决离婚，房子、存款和孩子都归他。我不同意，我们家共有房屋2间，我们1986年8月结婚，11月分的家，都是我和我爱人自己盖的。我提出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用，房子全归他，给了我3500块钱。我不想要钱，我今年41岁，服完20年刑就60多岁了，我出去后没有房子住，那会儿我父母也不在了，我不可能住在我姐姐家。我申诉了。我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我真的很后悔，自己原来是一个受害者，现在变成了一个害人者。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劝劝受害的姐妹，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好好把握自己，千万不要做出冲动的事。还有就是咱们的政府机关、法律部门和妇联，在受害人受到伤害时，能够给予及时的解决。
点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范爱莲2001年3月2日，我们来到女子监狱的接待室，随着大铁门的一声沉重的响声，管教干部将赵小燕带到了我们面前。说明来意，她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时冲动，却变成了施暴者。现在，她非常后悔，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往外倒。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她都是一边哭，一边说。
赵小燕遭受家庭暴力的迫害是从她婚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开始的。丈夫对她很恼火，公公婆婆更是认为这是绝了他们家的后，连她的大伯子、大姑姐都对她有了误会。而赵小燕的娘家人对此事的态度也是令人担忧，她妈妈认为不能因为挨丈夫的打骂就离婚，能凑合着过就行；她的姐姐们也认为“要是因为这事离婚，以后就别来找我们”。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依旧是遵循着男尊女卑的理念，依旧是奉行着传宗接代的宗旨。赵小燕作为一个女人，嫁入夫家后他们只是把她当做了生育的工具，而且只准她生男孩。而她的娘家人又认为女人要从一而终，不同意她离婚。因此，赵小燕不仅要遭受丈夫对她的打骂，还要承受来自夫家和娘家人的各种精神压力，她真的很苦，甚至想到了死。最后，双方家庭的兄弟姐妹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家庭内部的战争，终于导致了大姑姐被伤害致死的恶果。由此可见，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仅是夫妻双方，如果社会干预不能及时介入的话，还会殃及其他家庭成员。赵小燕在遭受了丈夫的毒打后也去找过派出所，经派出所调解，丈夫赔了1800元医疗费给她。但是，她丈夫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教育，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迫害。当时人们对于家庭暴力问题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丈夫打老婆是家务事。正如那位派出所民警所说：“人家说我们派出所是管闲事，人家两口子打架你们也管，你们没事干了！”这也正反映出在《婚姻法》修正之前，我国在法律上对家庭暴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无法可依。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它在第一章总则部分的第三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在第五章第四十三条中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使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
叙述人袁怡草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1年8月16日访谈地点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卫生院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因为遭受丈夫和公公的打骂，袁怡草自杀过三次，都是在镇卫生院抢救的，镇卫生院王副院长热心地带我去找她。乡村的夜漆黑，路面坑坑洼洼，我紧跟着王副院长，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白天我们到她家来过，她不在家，她丈夫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狐疑，谨慎地说她“下地拾花生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想，晚上她总该回来了。果然，灯光从门缝泄出，“家里有人”，王副院长说。她一边拍着院子的大门，一边喊：“袁怡草、袁怡草。”屋里没有回应，突然，灯灭了，狗叫起来了，紧跟着，四野围合，吠声大作。院子里却一片沉寂，王副院长说话的声音有点发颤：“咱回去吧！”
第二天早上，正在我有点失望的时候，袁怡草跟着王院长来了。她1962年出生，上过两年中学，是一个清爽利索的女人，乌黑的头发高高盘起。讲话也很利索，她问我：“我讲话你听得懂吗？不懂我可以用普通话讲。”
离不了婚就想死我和丈夫结婚18年了，是我表姐介绍的。刚结婚头几个月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打得厉害。
刚结婚时，我们和公公婆婆一起住，我婆婆是老牌高中生，公公16岁就当生产队长，但公公的思想还像是旧社会似的，媳妇就是媳妇，说你什么你只能听着。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可不一样，他看不惯（我的做法），我那口子在外面开车，一回来公公就说给他我的不是。他脾气杆子得很（脾气躁、不分青红皂白），一听公公说，上来就抓住我打，一打就拿家伙，看见什么拿什么，不见血不撒手。公公婆婆看着我挨打不管，打得我受不了，闹过多少回离婚。可是我娘家不同意。我父母觉得离婚多丢人，嫌名声不好，劝到现在。我父亲说：“只要你离婚，进我这个门，我先拿箔把你卷死。”我母亲说：“过家人家不容易，哪能一打就离婚。”婚离不了，我才想到死。
那是1986年的夏天，女儿2岁，那一天，雨下得好大哟。下了雨，就得插红薯秧，赶这个季节。我把闺女送到公公那，让婆婆带一会儿。他们不带，他们说，只管儿子辈的事，不管孙子辈的事。可是农村女人活多，我一个人要种8亩田，开了个米面加工厂，还养两头猪。孩子爸在外开车，一落家就出去玩，不给你带孩子。我都是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干活。这下雨带孩子不方便。他们不给带我就着急，我说：“是你家的孙子娃，你为啥不带？”我公公嫌我顶了他，开口大骂我，抽出赶大车的鞭子，照我身上甩几鞭，我的胳膊上、脖梗上，立时就起来了一道道红梗子。我气得哭着走了。等晚上小孩爸回来，不知我公公给他学点什么，他回来家二话不说，一下子就把我摔翻在地上，骑在我身上打，抓着头发往地上撞，我的头发被他一缕一缕地抓掉了，你看这块疤，到现在还不长头发。（她撩开乌密的头发，果然见一块钱币大的疤。）
当时正打油菜，家里有“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