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比如说打耳穿孔了，他带我游泳去了，说“你别游了，看着我游，要不对你耳朵有影响”，这也是好的呀，说明他还是爱我的，不爱你会管你这一套吗？也有对我好的时候，比如说高兴的时候带我去吃麦当劳，满足我的要求，那也是好呀，这不叫好叫什么？只不过人和人要求不一样，我的要求就这么低，如果我要求特别高，也不可能打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没离婚，我觉得我要求就这么低，夫妻间这样就够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问题是他不是这么回事，两年多了，我一直在努力，但最终结果是这样，我已经寒心寒到极点了，但我已经尽了力了，我不后悔。访：最终下决心要告他，和你流产有关系吗？
叙：一个是打了我两年多，我实在忍无可忍，而且把我母亲打倒，在流产期间打我，还打我母亲，我本来先兆性流产你还打我，当时要报“110”，我妈不让我报，我父母就是天大的事也是往下压、压、压，我觉得应该是我反抗的时候了，再这样下去我都不是人了，他们领导、同事都说我“贱骨头”，就这样我还忍了半年。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包括我们家也是，就这种情况下，我父母还劝我别告他，我坚持了我自己的意见。
访：他打你的时候，你和他在一块害怕不害怕？
访：你17岁当兵，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部队，经受了很多锻炼，各方面的能力也很强，按理说应该不害怕自己单独过日子。
叙：但是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人和人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我认为结了婚就不离婚，这一辈子就是他，再打再闹也是夫妻，“床头打，床尾和”，我就这么认为，我父母也是这么教育我的。而且我认为我们俩打架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大的事，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是某些方面没调和好，我们俩刚结婚两年，不是说夫妻好多年了，我希望我有能力把我们俩的关系调整好，但结果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而我不愿意离婚，这是最主要的，我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不希望在我们家我成为离婚的头一例。离了婚我肯定能生活下去，但是我不希望离婚这事出现在我的身上，发生这事，对我妈肯定是个打击，我父母肯定会为我担心，因为我一个人独身在外，我没地方住，生活上没有保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回头离了婚又成了单身，而且现在社会对女人离婚并不是很理解，所以说并不是单纯一方面我害怕离婚，是因为各方面因素导致我不想离婚，而且话说回来，谁当初结婚为了离婚呀？
访：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他刚结婚就打你，你认为他爱你吗？叙：李卫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咱俩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现在社会上确实有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不认为我们结婚有什么仓促性。
访：那为什么刚结婚没多久就那么下死决心要跟你离婚？
叙：也说不上来，反正觉得我这人有些地方他不太习惯，而且我给他父母跪在地上的时候，当着他们同事的面说我从恋爱到现在就没温柔过，说我不温柔，我没法接受，这是不是理由？我问过他，他不告诉我。但是我跟他爸探讨过一次，晚上谈到1点多，他爸跟我说，他以前谈过好几个女朋友，其中有一个他特别满意，很想跟她结婚，但后来那个女的把他甩了。那个女的比我还小好几岁，他爸说她特风流，而且比我们俩早领的证，但领完证以后就后悔了，反过来又找李卫，死活纠缠李卫，这些都是他爸说的，那会儿我们可能正谈恋爱。确实有一回在北兵马司，早晨7点多那个女的给他打电话。访：他这么多次打你，对你身体有没有造成什么后遗症？
叙：恢复了，但是耳鸣，时不时耳朵听不着，我觉得还得恢复一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后遗症，长时间才能发现。
访：精神上的呢？叙：你也看出来了，我脸色特别黄，特别憔悴，而且脸上长了雀斑，因为他怕我怀孕，让我吃避孕药。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跳出那个圈了，原来好像走火入魔一样，就是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除了他谁也不要，包括现在我觉得我都不想结婚，第一，我对婚姻特别失望；第二，我这人也比较好强，我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杰出的男孩结婚，但是我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再找一个男孩，我只能再找一个离婚的，而且有这么大的阴影，所以我不太想这个事，我为什么不愿意离婚，我觉得一辈子还是第一次好，我希望我不离婚。但是现在我还是要离了，这是逼的。
后记：2002年上半年，杨玲美办理了离婚手续，法院把住房判给了她，她开始了新的生活。点评：
暴力有其自身的规律
宋美娅就杨玲美案，我们分析一下家庭暴力的规律。家庭暴力以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为出发点，暴力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内部的规律，也有外部的条件，这两个方面在杨玲美的个案中都有表现。
关于暴力的内部规律，瑞典社会学家艾娃·拉登格雷教授在做了大量调查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暴力正常化”理论，这个理论概括了家庭暴力的两个基本规律，一个是暴力的周期性；另一个是暴力和安抚的交替使用。暴力的周期性是指，家庭暴力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矛盾”的酝酿期，二是暴力发生期，三是蜜月期。和暴力的周期相适应，施暴者交替使用暴力和安抚的手段。施暴者在暴力发生期大打出手之后，一般都会表现出忏悔，他承认错误，做检讨，求饶，想方设法讨妻子的欢心，如给她买衣服，送鲜花，买她爱吃的东西，说一些甜言蜜语，这就使妻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他，是她当初所爱的那个人，妻子原谅了他，打消了离开他的念头，两人进入蜜月期，在这个期间两个人会有相对平静的生活。接下来又会回到“矛盾”酝酿期，施暴者动辄发火，经常发生轻微的暴力，受暴者为了避免挨打，尽力迎合他，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这就使男人看到了他施暴的“良好”效果，暴力不断加剧，直至某次偶然的事件引发至第二个阶段，暴力再次恶性暴发。如此循环往复。
比如李卫，他在对杨玲美施暴后会表示对她的关心，如买她爱吃的麦当劳，关照她游泳时别往耳朵里进水。虽然我们认为这样的关心太微不足道，但杨玲美认为这就是丈夫爱她的表现。在本书的其他案例，如胡凤玲案、于小霞案、董迎花案中，我们同样能看到施暴者求饶、写保证的情节，但这些保证通常都不管用，施暴者还会再打的，他用暴力让妇女不断改变她所容忍的界限，一点点地加强对她控制的力度和范围，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在改变的过程，男人逐渐让女人接受他打人是正常的，女人也会在长期的暴力中逐渐丧失自信，丧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她甚至会认为丈夫施暴确实是因为自己太没用了，她也把暴力看成是生活中一种正常的事情，这个过程就是暴力的正常化过程。
叙述人向敏华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2年3月7日访谈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银海宾馆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向敏华，1963年3月出生，高中肄业，原是个体职业者，婚后长期遭受丈夫的殴打。2000年3月11日，丈夫在又一次殴打她时，把一壶正在滚开着的开水浇到她身上，因丈夫不给她医治，创伤发炎恶化，法医鉴定为重伤。2000年8月，向敏华在无奈中把丈夫告上法庭，2000年11月8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准予向敏华离婚，2000年11月16日，判向敏华的丈夫5年有期徒刑。
向敏华已是8级伤残，她的左臂抬不起来，累累疤痕把她的胳膊和后背连在一起，本来很能干的她，现在什么也干不了。
婚后受虐我娘家是（湖南省）桃源县的，父亲原来是铁路职工，在株洲市工作。1959年，湖南省有3人参加全国劳模会，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1962年他响应号召下放农村，就没让我们再回来。后来我妈去上访，要求给我爸落实政策，小偷又把装材料的包给偷了，省政府说，没有材料没法办。这就安排我爸在省疗养院做临时工。我考取高中的时候家里没钱供，我还有4个姐弟，那时我爸还没工作，爸爸的一个叔叔在长沙，安排我到五里排（一个地名）一个餐馆里打工，这时是1982年。
翁新平那时停薪留职在五里排做水果生意，他每次到我老板这儿来，老板都说请了一个很好的帮工，他就注意我了，没事就来献殷勤，晚上我们就住在餐馆，他来帮我拉桌子。他第一次说要和我好的时候我说不行，我是农村人，我晓得那时户口很难搞。他又找我老板，老板对我说：“你这么能干，做自家的生意多好，女孩子在哪儿都是嫁人。”他领我到他家去，他家人好喜欢我，1988年，就和他结婚了，他大我7岁。
嫁给他以后发现他脾气不好，1989年，有一天突然停电，我小孩睡觉要点灯，灯灭了他就哭。他就怪我哄小孩没哄住，一脚就把我从床上踹下来，我看不见，伸手往床上扒，摸到了他脸上，他就下来把我拳打脚踢，这是他第一次打我。第二次是他修自行车，孩子两岁了，他一边修车，一边望着小孩，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砸着了。他喊我给他拿布和线来，我拿着布和线还有纸，他一看就怪我怎么没拿布和线拿了纸，拿起修车的大砣子，四四方方的，一下子打在我的大腿上，有半个月我不敢走路。上床都得用手搬着腿，我又不敢说，我婆婆来了看我走路一摆一摆的，一看我的腿，全是青的。
第三次也是在1989年，那时候我卖盒饭，早上5点钟起，菜市场买猪脚，回来把毛搞掉，煮一大箩筐饭，我踩着自行车去卖。我租的房子在一楼，住在三楼，都10点多钟了他还不起来，他总是这样的。那天，我撩了一下他的被子让他起床，一会儿他掂着一壶水下来，上前把两个炉火都浇灭了，烟子好大呀，把客人全吓跑了。他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前一片黑，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