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旺从前并不是这副表情。他的变化发生在印国祥担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之后，准确地说，是在杨永远被叫去个别谈话之后。那次谈话的第二天，印国祥便说马兴旺虽然学习差点，但是根子正，本质好，真正苦大仇深的三代贫农，这样的人对组织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于是安排马兴旺当了团干部。从那以后，马兴旺的脸上就经常苦大仇深，特别是在课堂上遭到“日他娘的”老师们突然袭击之后。那天适逢教工厂设计的老师搞了一次摸底测验，摸得马兴旺怒不可遏，一肚子的无名火统统带进厕所，这时就发泄到谢天浩头上了。
“你骂谁也不行！我们家乡贫下中农就是这样说话的，你听不惯是不是？觉得我们土气是不是？觉得我们可笑是不是？”
卢秋生眼看星星之火行将燎原，慌忙去拉马兴旺的胳膊：“兴旺你这是干啥嘛？谢天浩是跟俺开玩笑哩……”
马兴旺胳膊一抡：“你不要抹稀泥！开玩笑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他对劳动人民什么感情！”
于是谢天浩也恼了：“马兴旺你不要动不动就是这一套！”
“我哪一套？”马兴旺露出冷笑，“谢天浩你敢不敢把话说清楚，我究竟是哪一套？”
谢天浩气得嘴唇发抖。这个福建佬书呆子气很重，一向喜欢看些哲学逻辑学之类的书籍，在寝室里侃大山时言必称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滔滔不绝，但是一吵架就顿失滔滔。他嘴唇颤抖了半天，才吐出两句话，依然带有哲学色彩：“你是形而上学那一套！庸俗社会学那一套！”
这一来马兴旺就被彻底激怒了。谢天浩的话他听不懂，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说话让他听不懂的人。何况这人的家庭出身还是个他妈的资方代理人！于是马兴旺火山一样爆发了。马兴旺每次爆发时，如果对方的家庭出身是有“瑕疵”的，他必将其家庭出身与其本人混为一谈，直呼张三为地主，李四为坏分子，与一年之后文革时期的语言习惯完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兴旺可以算得是我们班里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走在时代前面的马兴旺暴跳如雷：“你他妈的资本家猖狂个啥？你还想翻天是不是？还想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是不是？……”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卢秋生硬推进厕所对面的106——也就是马兴旺的寝室里面去了。
他俩在106关起门来争论了半天。争论的内容两人都没透露，然而马兴旺说的一段话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却在班上悄悄传开了。他说卢秋生你他娘的简直是忘本，不帮俺说话反而向着城市人，也不看看他们有几个出身成份是硬的，一个个不是资本家就是小业主，再不就是小商小贩旧职员，放到农村都是抬不起头的，所以老印从来不安排他们当团干部，顶多让他们当个小班委。
这话传开以后，大家发现事实果然如此：来自城市的团员确实没有一个人当过支委。以前大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现在经马兴旺这么一说，事情就变了味，许多人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于是今天的选举便出了意外。印国祥刚宣布提名开始，谢天浩第一个举手，把我推了出来。我立刻在心里问候他的祖宗，教室里却发生了一种无声的骚动：没有人说话嘻笑，也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家脸上依然一本正经，甚至是格外的正经，然而许多眼睛里分明现出了“看好戏”的欲望和兴奋。印国祥扫视一周，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舒展开，叫大家继续提名。于是内定的三驾马车按照预先的布置相继得到提名，但是等额选举却变成差额选举了。接下来是无记名投票。选票收齐后，印国祥并不叫人唱票，而是宣布休息十分钟。然后他拿起选票，叫上廖桂兰出去了。
他们走后大家脸上立马解冻，各种表情层出不穷。有的意味深长互相交换眼色，有的把头碰到一起窃窃私语，两个滑稽大王无声地搞起了做鬼脸比赛，逗得一帮女生掩着嘴巴吃吃地笑个不停。有几个老兄无缘无故走过来拍我肩头，使我感到事情不妙——弄不好真的会把某个内定人选挤下来，那可是我最不愿意面临的局面。于是将谢天浩狠揍一顿的愿望便油然而生……
印国祥这一去远不止十分钟，据戴有手表的刘文倩后来说，他们是过了二十八分钟才回来的。印国祥回来时面带微笑，说是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有关领导研究过了，鉴于毕业班团支部工作担子很重，决定增加一名支委，因此今天大家提名的四位同志全部当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于是我就在噼噼啪啪的掌声中成了一个多出来的人。
第二部（3）
到了星期五晚上，《祖国颂》已经完成一半，我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吃过晚饭便跑到图书馆坐下来，这时墙上的挂钟才指到六点半。
我先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了一遍，感到不太满意，正想提笔修改，意外地发现桌子对面坐着那匹戴眼镜的马。“马”照例将他的书包挂在旁边的椅子背上“占座儿”，而他占的“座儿”却正对着我。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方丽华就会在这把椅子上坐下来，也知道我跟她这样面对面坐着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的——不管怎么默念歌德的“与你何干”也写不出来。我四下看了看，靠墙那边还有一个空座位，尽管跟他们斜对着，但是毕竟远得多，因此我赶紧迁徙过去。
这一迁徙果然见效，当方丽华进来时，我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她进来时我没有抬头，并且决心整个晚上都不抬头。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决心忘了。在绞尽脑汁寻找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时，我无意中抬起头，看见“马”正在跟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图书馆里到处张贴着“请勿大声说话，以免影响他人”的告示，“马”的声音并不大，然而坐在他对面的女生却受到了干扰，朝他厌烦地皱着眉头。方丽华可能是感到不安，她把头埋在书本里，想用这个办法让“马”停止说话。而“马”却没看见似的，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这小子的近视眼至少有八百度吧……这时要找的那个形容词在脑海里冒了出来，于是我重新回到《祖国颂》上面。颇为顺手地写了两段，又在一个地方卡壳了。我在苦苦思索之中抬起眼睛，正好和方丽华的目光对上。她朝我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是那种略带歉意却又无可奈何的苦笑，淡淡的，一闪就过去了。然而我心里却猛地一热。我觉得她那目光分明不是看一个素不相识者的目光，那笑容也不像是对着一个陌生人露出的全然无心的笑容，倒像是含有一丝会心的意味，这种微笑只有在彼此相识的人们中间才会出现……
然后我清醒过来，明白这不过是我的错觉。
不要想入非非！——我呵斥自己。接着写下去！写过北国的浩茫雪原之后，应该描绘江南的秀丽风光了——我对自己提示说。想象一下江南的绮丽春光吧，江南的春天鲜花盛开，如诗如画，就像姑娘绽开了迷人的笑颜……想到这里，我眼前真的出现了一张笑脸，正是她刚才的模样！
于是我方寸大乱，再也写不下去了……
最后是闭馆的铃声将我惊醒的。阅览室的人都已走光。我发现桌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本硬皮的厚书，拿起来一看，是本俄语词典，扉页上写着“方丽华”三个字，原来是她遗忘在这里的。
这本词典应该交到哪儿去呢？作为陌生人的东西交到失物招领处吗？那样有可能被人冒领，而且把她作为陌生人对待，似乎有点“于心不忍”。等她明天到图书馆来的时候再说吗？然而明天是星期六，每个星期六她都要回家，不会到图书馆来的。按道理说，应该直接到电气系67级给她送去。可是按照另一条道理，我“理应”是不认得她的，自然也就“理应”不知她在哪个系哪个班，我要是直接去找她，岂不等于不打自招承认我一直在留意她吗？这当然是万万不可，尽管今天她露出了那样的目光和笑容也万万不可！……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安全”的办法——托卓娅芳转交给她。卓娅芳跟她一个系，应该是认识她的。于是我就到女生住的9号宿舍楼去找卓娅芳。
9号楼前的球场笼罩着一片朦胧的夜色。从灯火通明的图书馆来到这里，我眼前一团漆黑，没看到几个人影。然而我知道这是假象，因为伴随着初秋的晚风灌进耳朵的，却是一片热闹非凡的嗡嗡声，仿佛有千百只蚊子正在一齐忙碌。待到眼睛适应黑暗以后，便看清梧桐树下、灌木丛后、篮球架和排球网的旁边，以及一切可以站人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双成对的人在窃窃私语。除了寒风凛冽的冬季，每天晚自习结束以后，9号楼前都是这样人声鼎沸，活脱脱一片广泛开展谈心活动的大好形势。
写到这里，为了避免有人对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产生误解，我必须声明一下：谈心和谈恋爱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两者都是“谈”。谈心，根据各种会议上的说法，乃是一种做思想工作的好形式；而谈恋爱则属于禁区，官方的正式表述是“不提倡”，非正式的表述是“不像话”。谁要是出现了这种“不像话”的苗头，便会有班干部来对其做思想工作，当然包括采用谈心这种“好形式”。既然是“好形式”，自然是耐心而细致的，因此做工作者与被工作者（一般说来二者不是一个性别）之间，便需要旷日持久地反复谈上无数次，而这种“谈”最终演变成为另一种“谈”的故事也就时有所闻。根据挨了个别谈话仍然本性难移的杨永远私下透露，印国祥两年之前当学生干部的时候，就是运用这种演变模式的成功范例。杨永远这条消息未经证实，仅供本寝室内部参考，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他说按照毕业分配的惯例，公开了恋爱关系的“对子”可以分配到一起，但只能去很差的地方。印国祥精明过人，他没有将恋爱关系公开，所以如愿地留校当了政工干部，而他的女友则分配到我的老家嘉平市去了，现在印国祥正在想方设法把她调到北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