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布满蜘蛛网，顶棚垂着一缕一缕棉絮状的黑东西，在半空中颤巍巍地摇摇摆摆，仿佛随时都会掉到头上来，所以我总是拼命地缩脖子……这些回忆影响了我食欲的发挥，搞得两位亲人很不甘心，再三叫我多吃一点。
第二天早晨，阳光在天井中映出一个明亮的方块，预示着今天是个大晴天。因此我出发去拜访徐先达的侄子时，心中一片喜气洋洋。
刚出门便听见长长的一声：“噗——”这声音是唐伯伯也就是唐亚辉他爸发出的。跟所有的裁缝一样，唐伯伯最常做的动作之一，就是嘴里含上一大口水，缓慢而均衡地从唇间喷出来，形成一片细蒙蒙的水雾撒到布料上，这时他就会发出此种独特的声音。我美好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声音中度过的，以至于进了大学后，老师一讲到“喷雾除尘”，我就会想起他老人家鼓起两腮抿紧嘴唇的模样，认为工业用的喷嘴大可借鉴此种造型。
唐伯伯一看见我就想说话。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要产生说话的冲动。以前有一次，他进行“喷雾作业”时有个人向他问路，他一冲动就把嘴里的水吞下去了，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因此我赶紧站下来，示意他不要着急，把嘴里的水喷完再说。
唐伯伯还是有点着急，喷出的水雾就成了水柱，将布料洇湿了一大块。然后他开始亲热地问长问短。我有限的寒暄话很快消耗殆尽，唐伯伯却方兴未艾。我只好没话找话，问唐亚辉在不在家。“这个砍脑壳的！”唐伯伯对儿子的称呼跟多年前一模一样，毫无改革创新，“这个砍脑壳的一爬起来就跑出去耍啰，也不陪老子说一会儿话！”
于是我只好继续陪他“说一会儿话”，实际上是恭听他的独白。听着听着，我忽然想起他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便问：“唐伯伯，你听没听说过饮马街？”
唐伯伯顿时眉开眼笑，一副正中下怀的神气，就像爱因斯坦听到有人问起了有关相对论的高深问题。却不立即答话，而是先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看样子打算长篇大论。但他这么一耽搁，就有人跳出来越俎代庖了。
“我听说过！”里屋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接着门帘一掀，露出一颗浑圆的脑袋，这是唐亚辉的弟弟唐二娃，现在长得比他爸还高了。“舒雁哥哥，你说的这条街我晓得！”
“讨厌！”唐伯伯愤慨地横了他一眼，“老子一说话你就来多嘴，生怕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唆？人家问的是我，又没有问你，你闹啥子闹？”
“我就是晓得嘛！”唐二娃抢着说，使我感到饶舌这种爱好也是可以随着血统遗传的，“这条街在西门那边，金丝街拐弯就是。”
“乱说！”唐伯伯立刻痛加驳斥，“金丝街拐弯是金马街！你连金银铜铁都搞不清楚了嗦？枉自还是高中生，人家问的是银马街，你给人家说金马街……”
我发现他老人家搞错了，赶紧说：“唐伯伯，我问的不是银马街，是饮马街，饮水的饮。”说着我做了个喝水的动作。
唐伯伯跟着做了个同样的动作——不是假动作，而是真的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然后戏弄地看着唐二娃：“你说嘛，饮马街在哪儿？你不是啥子都晓得哇？咋个哑巴了喃？”
唐二娃眼睛一翻：“我看你也不晓得。”
“哪个说老子不晓得？”唐伯伯把茶缸一顿，突然提高声音：“就在你们脚底下！”唐二娃莫名其妙地看看脚下，于是他爸更加神气了：“我们这条街解放以前就叫饮马街！”
我心里一跳：“唐伯伯，你晓不晓得饮马街186号在哪儿？”
“就是你们家嘛！”唐伯伯朝我一指。二娃马上报复性地笑了：“爸你才是乱说，他们家是11号。”
“砍脑壳的你晓得啥子？”唐伯伯不是一般的激动，“11号是现在。现在是现在，以前是以前。老子说的是以前，以前饮马街的门牌是从张家茶馆那头排过来的，排到我们家是185号，隔壁袁家就是186号……”
“袁家？”我有点失望，“186号那时候住的人姓袁？”
“不是。”唐伯伯立即换上笑眯眯的表情，以示对我的客气，“你们家住的是房客，房客不姓袁，房子的主人家姓袁。姓袁的是个国民党的大官，我也不晓得他住啥子地方，只听说他名下的房子多得很，解放后统统遭政府没收啰，归房管局啰。后来你们就搬来啰，你爸爸是房管局的嘛……”
我忙把话题拉回来：“唐伯伯，那个房客究竟姓啥子？”
“姓这个……这个……”唐伯伯“这个”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就很洒脱地放弃了：“不管姓啥子，反正是个眼镜，还找我做过衣服……”
我从胸前口袋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不是这个人？”
唐伯伯把照片拿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眯起眼睛费劲地看了半天，看得我的一颗心越跳越厉害，几乎要从胸中跳出来。最后他终于点了下头：“就是这个先生，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先生。这个先生的衣服就是我做的……”
唐二娃哈哈大笑：“我的爸吔，你老人家看清楚没有喔？人家穿的是西装，你根本没得那个技术！”
“哪个说老子没得技术？老子给他做过一件棉背心，穿在西装里头的……”
父子二人就缝纫技术问题激昂地辩论起来。我抚摸着起伏跳荡的胸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个多年的难解之谜就这样突然解开了，解开之后才发现谜底原来就在身边……
但愿今天在嘉华大学也能碰到同样的好运气！
第二部（21）
寒假里的嘉华大学冷冷清清。我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徐先达。我想这可能是他们太年轻的缘故，便去问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头说声“跟我来”，就带我走进一座办公楼，来到一扇贴着白纸的房门跟前。老头敲门的时候，我看清了那白纸上写的是“嘉华大学保卫处寒假值班室”，正在纳闷老头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老头已经将门推开了。
进门以后的情景，后来我回忆过许多次，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下面写的对话内容是完全准确的。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两张办公桌头碰头并在一起，左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根烟卷，屋里的烟雾显然就是他制造的。他对面是个烫发的少妇，正在一面打毛衣一面磕瓜子。
小伙子一见我们进来，立即皱起眉头向老头发问：“他怎么回事？”
我抢在老头前面说：“同志，我是来找人的。请问你知不知道历史系的徐先达？”
“徐先达？”小伙子将披在肩上的军大衣往上拉了一下，询问地看了看对面的少妇，“张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少妇嘴巴一张，却只吐出了一个瓜子壳。于是小伙子朝我很不耐烦地摆手：“没有，没有，我们嘉华大学根本没有这个人！”
这时张姐突然说话了：“徐先达早就死了……”
“是的是的，”我说，“我知道他死了，我要找的是他的侄子……”
“那你应该直接说嘛，为啥子要绕那么大个弯弯？”张姐笑起来原来挺和气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徐先达的侄子叫徐伯明，是制革教研室的主任，就住在我家楼下……”然后她将徐伯明的住址以及走法很详细地告诉了我。
两个小时以后，我从徐伯明家出来，心绪矛盾而复杂，灰暗之中又夹杂着一种隐隐的兴奋。我拿不准这种兴奋有没有道理，因为它的依据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早已作古之人的“心理作用”，而徐伯明今天谈到的事实，却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见到徐伯明的第一眼，我心中就涌起一股强烈的失望——这个人并不是我见过的那个“老徐”。但在他开口问起方丽华母女的情况时，我察觉到他的江苏口音很明显，又生出一丝幻想：也许方丽华要找的那个“江浙口音”就是他，只是把他的相貌记错了？不过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方丽华母亲在什么单位工作，自然也不可能在北京对方丽华说那番话。
更大的失望发生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后。这时徐伯明将爱人和孩子支出去买年货，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门和窗户都关起来，压低声音谈起了他对方步岳的“个人印象”。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诡秘，因为他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方步岳的学问人品，他与他叔叔向来都是很敬佩的，万万没有想到方步岳竟然是个特嫌分子。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觉得方步岳真的是那种人吗？他说当然是啊，不然他怎么会跟特务头子一起坐飞机跑到台湾去呢！
这倒是个前所未闻的“新情况”，所以我追问了一句：“他是跟特务一起离开学校的？”
“千真万确，我叔叔亲眼看见的。那天是1949年12月4日，我叔叔和一些同事在校门口聊天，亲眼看见方步岳和那个特务头子坐着一辆小汽车，开出校门走了。当时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到哪儿去，过了几天，嘉平解放了，才听说他们那天乘车去了飞机场，从那里直飞台湾了。”
完了！我绝望地想，一边呆呆地望着他硕大的鼻子。他的鼻子与他叔叔一样呈鹰钩形，两旁光溜溜的，并没有什么瘤子。但是，他有没有瘤子，他是不是“老徐”……这些事情现在还有意义吗？既然谜底已经水落石出板上钉钉，再费心思去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毫无必要了……
我的心冷到冰点，几乎连跳动都停止了。然而徐伯明下意识地摸摸鼻子，又说出一番话来：“这件事情许多人都看见了，可以说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可是我叔叔却死也不肯相信方步岳是特嫌……”
“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又开始跳了。
徐伯明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把他叔叔的想法告诉了我：当时军管会认为方步岳是特嫌，唯一的依据就是他叔叔亲眼看见的那一幕。然而当时曾有这样一个细节：汽车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时，方步岳在车里朝他叔叔挥着手喊了一声，由于隔着玻璃，听不见喊的是什么。他这个动作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可是理解各有不同：其他人都认为方步岳是在挥手告别，唯有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