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用来指别有用心的、经常扭曲事实的宣传，常用于纳粹德国、前苏联等。这个组的协调人站起来的第一句话也是这个调调：“印象即真相（perception is reality）。”顿时让我对他们的印象（perception）很差。还好，他们的主张没有那么不择手段，主要的一条，是希望给本地的民众造成一个印象：民主党人仍然在活动，克里可以赢得选举！因为这里是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地区，为了防止一些选民习惯性地投票给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大家广泛活动，多在公众场面出现，多在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多佩戴使用克里的宣传徽章、汽车贴纸之类，使人们相信，民主党将在这一带压倒共和党。另外，他们鼓励大家多读书，并列举了一些连我都没听说过的大书，希望大家读后互相交流，用理论来武装自己。
随后发言的就是我们义工组了。那个看上去非常年青的小伙子马修站起来说：“今年我只有16岁，但我从小就是个忠心的民主党人。我还不能投票，但我可以做义工。4年前，布什从戈尔手里偷走了选举，今年，是该他偿还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为此努力工作，劝说你的朋友、你的邻居出来登记，出来投票。我们可以给周围的人发Email，每个人发给30个人，这30个人中，每人再发给30个人，4轮下来，就是8万人！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贡献！”
他不像是在总结工作，倒像是在演讲，不但声音铿锵激昂，而且手势坚决，在说到“你”的时候还伸出右手食指来用力地点向听众。现在正好是影片《阿拉莫》的档期，这是一部爱国影片，讲的是19世纪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在阿拉莫的一场血战，相当于中国的台儿庄战役吧。马修继续说道：“现在，人们都在说：要记住阿拉莫。那么，我要说，要记住佛罗里达。4年前，布什让我们记住了佛罗里达。今年，我们不会让佛罗里达的事情再重演！”
大家纷纷鼓掌，互相说，16岁的小孩，有如此表现，真是令人惊异。有人喊：“你应该去选总统！”马修兴奋地说：“yeah！也许在2024年，我将出来竞选美国总统！”
不过我不喜欢他的表现。也许和我的中国背景有关吧，我不欣赏过激的言论和举止。这些我已经见得多了。政治并不崇高，只不过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最佳方案而已。安上个崇高的目的，做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民众为了某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都让我敬而远之。这大概也是我成为自由党人的最主要的心理原因吧。我认为，政治应当是平和的、妥协的、切实的。
劳拉也代表媒体应对组发了言，不过她们这个组很弱，只有“两个半到三个半”人，其中的“半个人”就是她自己，因为她其实对做义工更感兴趣。她更多地是在介绍本组的工作，希望能从其他组挖上几个人过来。可惜却没有任何反应。凯丽说，那看来我们这个组必须和其他组合并。
接下来是媒体组和筹款组的发言，很快就变成了这两个组的聊天，我没有听到什么要点。
总结完毕后，我和维尔、琳达、戴安互相留了电话和Email，简单地谈了些以后的计划，便各自回家了。
总的来说，参加这个活动的感觉和在自由党内是很不相同的。首先，他们的人可真多，让我这个习惯于小党活动的人大开眼界，这下算见识到大党的场面了。其次，他们的人口构成和自由党完全不同，大部分是妇女，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又有一半以上是老年退休妇女或家庭主妇，还在工作的好像不多。男性中也是小的小（除了马修外，还有个18岁的小孩），老的老，像我这个年纪的不多。自由党每次开会，都是清一色的青壮年工作男性，而且大多从事工程类或其他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两党唯一相似的是，都是满眼的白人，一个黑人、西班牙裔都没有，我在两处都是唯一的非白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居民本来就是以白人为主吧。
因此，自由党开会，有一种小范围交流的感觉，所有的人我都认识，感觉比较放松，而且大都逻辑清晰、筹事周密。这次民主党的聚会我觉得就有些闹哄哄的，可能是人太多了，而且很多人说不到要点，让我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希望以后大家变熟了，能够好些。
11月14日附记
“你为什么会成为自由党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想知道，在我参加克里竞选活动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有人问我。我想很多读者大概也有此疑问，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我成为一个自由党人的过程，也就是如何自我思想解放的过程。
自由党的英文是Libertarian，词根是Liberty（自由）。我当初看到这个词时，第一反应却是“解放党”，因为我在初中最先学到的单词之一就是“解放（Liberation）”。显然，“解放”和“自由”密切相关，尤其在思想上，一个人只有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后，才能达到自由。美国人有句半开玩笑的话：大学里学到的错误观念，要在毕业后花五年才能完全消除。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被铺天盖地的主流舆论和传统思想重重包围。小时候，我相信书本和教师说的一切。我还记得在上初中时，一次广播里放国际新闻，我听了之后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忧心忡忡。
克里支持者聚会（3）
到了高三，我班上有个同学要出国了，拿了个同学录请大家留言，其中有一项是偶像。我前面的人填了里杰卡尔德，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的偶像是谁，最后大笔一挥，填了“毛泽东”。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去一个亲戚家做客，在他家的书橱上看到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拿起来一翻，居然就津津有味地看完了。那时我已经比初中有进步，知道其社会科学部分的不足之处，不过自然哲学部分却仍然令我大为折服。大学一年级时，我在日记里写下：我这辈子的奋斗目标，依次是祖国、真理、我。
到大学毕业时，祖国已经被排在真理之后了。这个转变很容易，一方面，我见闻日多，自然就看出以往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愚民之嫌。我依然爱国，但不是出于课本上的那些可笑的爱国理由，而是出于对个人价值的确信。很显然，一个人如果爱自己，也就会爱国，如此自然的情感，竟然也会被拿来大做文章，不能不让我倒胃。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狭隘的民族诉求上，而是建立在个人价值的基础上，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全世界人类福祗相连，各国的国家利益，归根到底是一致的。凡欲通过对外扩张、打击别国来为本国谋利益的，最终无不反受其害。夺取生存空间的德国、输出革命的苏联、在中东翻云覆雨的美国，皆为明证。二战时谋刺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比沙场捐躯的党卫军更懂得爱国的真义。祖国这个奋斗目标可以被真理所容纳——这个真理，已不仅指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是包括社会公义的泛称。
真理观的动摇，发生在出国后。美国有很多华人基督徒，我也被拉去参加过很多次他们的聚会。甫一接触耶稣，我便大为倾倒：不意世上竟有此等人！立刻成了个“文化基督徒”，即认同基督教的思想，却不接受其中关于神的部分。在我看来，无神论能自圆其说，凡是现在还不能解释的，可以推给未来科学的发展。基督教也能自圆其说，凡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可以推给上帝的高深莫测。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无神论者都需要相当大的信心。是否有神的问题显然超过了我的智识和胆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疑神论者。
我的真理观当然也跟着变化。宗教信仰是人类道德准则的基础，如果我连是否有神都无法确认，那么一切真理也都在可怀疑之列。疑神论的立场让我不再仰视那些从前认为是不容置疑的道理，而可以从容地推测，这条道理是如何从对神的崇拜推出来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它是否还能成立。
历史上道德观的演变，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道德不是上帝颁发的诫命，也不是宋儒所称的“天理”，而不过是人们在组成社会时所约定俗成的规则。由于它们确实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人们给它们编出了崇高的理由，披上了光芒万丈的外衣，但其实它们绝非天经地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个人的弊大于利。如果仔细追究的话，道德观念其实自相矛盾、无法解释之处甚多，因为它们不是从“神”或者某个绝对理念那里严谨地推导出来的，而是人为总结出来的，还常被强权者任意打扮，自然会漏洞百出。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难两全，如果不是被道德唬住了的话，根本就不是问题。
由此，我不相信道德审判，甚至反对一切道德评价，主张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就可以做。当然，前提是你自己的满足感。由于环境影响，很多人的满足感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来自自我的道德评价，那么，你为了使自己更快乐而遵守道德，乃至于牺牲掉一些较次要的快乐，也完全符合人的本性。
参加自由党后，自由党人在毒品问题上的立场，让我开始思考人是否有吸毒的自由。这个问题很方便地就转为另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人是否有自杀权？
从理论上讲，人当然有自杀权。这由信仰自由可以直接推导出来。有些印度教教徒认为朝拜扎格纳特神可以免除轮回之劫，便投身于放置神像的巨车之下，以一死求彼岸的永生。一个人怎样才快乐，只有她自己知道，也只有她自己才有权决定，别人无权干涉，任何宗教或政府都无权把某一种人生观强加给其他人。因此，当一个人决定活着比死去更痛苦时，我们有什么权利强留她在这个世界受苦？
这个道理极为简单明了，然而在现实中却完全行不通。基督教相信人不可以自杀，除了上帝外，谁也没有剥夺别人或自己生命的权力。由于基督教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强势地位，他们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