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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互动双方的对话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其中一方将个人内在的思想与认知，运用语言为媒介而表达出来；听话者则透过相同的媒介，理解说话者的内在思想及意见。因此，语言可以说是人类内在认知活动的反映（Clark and Clark，1977）；我们在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时，人与人之间赖以为沟通工具的语言，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以鲜活的笔调，描述各角色间的对话，成为我们分析明代知识分子心态的极佳题材。
长久以来，语言学家分析语言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逻辑归纳形式论（logic deductive formalism），另一途径则为语用论（prag－matics）（GiVon，1984）。逻辑归纳的语言分析法，是不管语言分析者所处的背景环境，而以一套固定的语言规则来演绎语句的意义，因此，使用逻辑归纳法分析语言时，必须先建立一套明确的分类系统，作为分析语言的根据。语用论法则不然。语用论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语言的使用者如何运用他的知识来理解或产生语言（Fromkin and Rodman，1974）。因此，主张语用论的语言学家非常重视背景环境如何影响人们对语言的解释。他们认为：说话者所说的句子，除了其内容所陈述的真、假事实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一种语言行动，具有驱使别人或自己采取行动的功能。基于此一立场，主张语用论的学者认为：任何两种极端的语言现象，不管是从陈述句到疑问句，或是从肯定句到否定句，其相应的认知概念都是连续性的，不能截然划分为二。因此，我们不应建立分类体系将语言加以分类，而应采用几率式的观点，从语言以外的背景环境寻找线索来推论语句的意义和功能。
第30节 明代的科举制度
三、明代的科举制度
在分析“范进中举”的故事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这个故事进行时的背景环境。《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于描述八股科举制度之下，明代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众生百态。我们要分析书中的社会行为，一定要先了解明朝的考试制度。
明代的考试制度，主要分为培养人才（养士）和选拔人才（取士）两个阶段。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是学校。明朝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学校，称为府、州、县学。学生入学，必须先经过考试，考试不及格未能入学者，不论年龄长幼，通称为“童生”。通过考选而取得入学资格者，称为“生员”，又称“秀才”。府、州、县学的生员中，各有一定名额，可以支领公费，称为“廪膳生员”；在名额外增加录取者，称为“增广生员”，不得支领公费。在增广生员外再增加录取者，则称为“附学生员”。生员入学后，可以参加由学道（或称学政、学台）主持的岁、科两试。岁试的目的是对生员测验课艺，其成绩分为六等。“岁试”成绩优异而列于一、二等者，不只可应科试，而且还有奖赏，同时又可以视各类生员缺额，依次递补为廪膳生员或增广生员。至于成绩低劣而名列四等以下者，则会受到挞责或降格的处分。在“科试”中考在一、二等者，称为“科举生员”，可以录送乡试，称之为“出贡”；也可以递补廪生或增广生员，如同岁试；考在三等者则不得应乡试；三等以下者有罚。
明代官府在京师设立的学校为国子学，名为“国子监”，或称“太学”。国子监的学生称为“监生”，又称“国子监生”，或“太学生”。监生因为出身不同，又可以分为几种不同名目：在举人会试中落第而成绩尚优者，可入监读书，等待下科再试，称为“举监”。地方生员经过岁考或科考，其学行兼优者，亦得送监就学，称为“贡监”。文官三品以上，得荫一子入监读书，称为“荫监”。凡文武官员有功或死难者，亦得荫一子入监，称为“恩监”。而一般庶民也可以纳赀入监，称为“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入仕，也可以应乡试。换言之，在明朝的体制下，要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要先进学校；但从学校入试者，却不一定要经过科举（王德昭，1982）。
第31节 “范进中举”的权力游戏（1）
（一）工具性关系：公平法则
在“范进中举”故事中担任主考官的周进，便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主持学校考试的“提学官”。他在年轻时“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后来改行做生意，才由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凑集资金，捐了个“贡监”，然后进场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再“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试三甲，授了部属。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
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广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褴褛破烂的。最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气候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在心里，封门进去。出来放头牌的时节，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锦带，何等辉煌。因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道：“这也未必尽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细看。”范进磕头下去了。
那时天色尚早，并无童生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过：“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看，却有一人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爷面试。”学道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
周学道虽然赶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还清通。学道道：“把他低低的进了学罢。”因取过笔来，在卷子尾上点了一点，做个记认。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将各卷汇齐，带了进去。发出案来，范进是第一。谒见那日，着实赞扬了一回。点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励了几句“用心举业，休学杂览”的话。鼓吹送了出去。
用“人情和面子”的理论架构来看，主持入学考试的周学道和童生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工具性关系。周学道掌握有录取学生与否的大权，是典型的资源支配者，童生能否通过入学考试，完全操在学道手上，所以必须扮演请托者的角色，对学道必恭必敬，不敢造次。依照笔者的理论，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双方，其交易法则是公平法则，周学道到广州上任之初，确实也拿定主意：“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
然而，在科举制度下的“公平”标准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析明朝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朝以时文取士，各级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作“时文”。时文又称“八股文”，或称“四书文”，在格式和内容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考生不得逾越。所谓八股文，系就其格式而言，一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段落，应考者必须依样画葫芦，不得违格。所谓四书文，系就其内容而言，不仅考题取自四书，应考者作文的内容以至于所据的经传注疏，都有规定。永乐年中，又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用以为范式。作文者须“依经按传”，代古人立言，不得自创新意。在层层束缚之下，所谓时文，变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文字游戏。明清两代举人所作的时文，多得不可数计，但这种文章“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八股科举废除之后，便“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商衍銮，1958：227），鲜有流传于后世的价值。
这种僵硬的考试方式，主考官在评分时，自然是好恶随心，难得有一定的标准。周学道将范进的卷子用心用意看了第一遍，心里的反应是：“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将卷子丢过一边后，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来交卷，于是取范进的卷子，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等到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