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太监带路至某宫某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级来复命。为什么杀，杀了谁；已不可考。然钦赐宝刀，又命提头来见，此与亲自动手无甚区别。即此观之，宣宗之性格颇有幾分侠动之气，似与旧史定论所谓“恭俭宽仁，守成令主”有些出入。
“守成”一语，其为褒义抑为贬辞，视语境而定。如，萧规曹随，曹参即“守成”者，此可谓褒。而宣宗继统为政，不论国内之民乱，单说鸦片战争之割地赔款，即已是“守成”失败。而《清史稿》犹称之为“守成令主”，则知其为委婉的批评，而非实在的赞许。且《清史稿》论其处理鸦片战争一事，曰：“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则又是“为尊者讳”的曲笔。盖“先之以操切”者，并非“当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对“夷人”的态度，虽非抱有极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如其孙穆宗（同治）然，而论“怀柔远人”手段之圆滑，则远逊其祖高宗。他的“操切”，屡见于亲笔批答之朱谕。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则徐击毁英舰，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折内建议：“（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宣宗不以为然，批曰：“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此种举动，难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谁“继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于粤，乃转道浙江，陷定海，并驶临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间。宣宗竟以此归罪则徐，曰：“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则徐不过两广总督，浙江、直隶等地战守，他如何负责？随即诏革则徐职，代以琦善，并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经过或停泊，不必开放枪炮。此後事态发展，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不谓宣宗“畏葸”，可乎？欲战，则修守备、调兵将、筹粮饷；欲和，则派代表、讲政策、开会议。世间最误事者，莫过于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始则不揣己力、不明敌势，一味孟浪求战，偶获小胜，便志得意满，谓蕞尔小夷不足平；一遇挫败，则又方寸大乱，甘词厚币，腆颜求和；和议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鸵鸟，只要“夷人”不来聒噪寡人，寡人便当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绪不佳，忍无可忍，便又来一个浪战…战败…求和的循环。此後，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对各国宣战诸役，莫非如此办法，亦莫非如此结局。“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宣宗既开了这个坏头，其後，吾国近代史遂以“被侮辱与被损害”为基本调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宣宗虽逃不掉“操切”与“畏葸”的指责，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乱世”，以至误国、辱国乃至亡国，这份责任却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拙撰前述八旗流变，以谓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国体蜕变为特权福利体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从活泼健悍之民族蜕化为颟顸无能的莠民；而此次战争自则徐撤职後，委任大臣俱为旗籍，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恰可应验“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这句评语。孟森则说得更为直接：“是役也，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据此，则应将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尽革旗权、独尊君主的清胤禛，拉来同绑。而在乾隆一朝养成并茁壮终至乎不可收拾的贪贿、蒙混的官场作风，则是造成“满洲勋贵（乃至所有高官）无一成材”此一恶果的催化剂，因此，清高宗也应一并论罪。有此三大巨头顶罪，宣宗倒可以从犯之身减等服刑。太宗、胤禛事迹既如前述，请略述乾隆朝士风宦习之劣，以为宣宗减刑地步。
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然自後世史家看来，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後为什么会转入衰运，略谓：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胤禛之励精图治；而胤禛刻薄，又逊于玄烨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後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观”，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康熙一朝，撤藩，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重艺术，兴文教，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乃汲汲于综核名实，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胤禛者”，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一为定火耗、加养廉。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後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因此，雍正中期以後，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财政奇迹”奠定坚实基础。爱新觉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僚腐败，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治事精神”，谓：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
这是後人的揄扬，高宗自己亦对之无愧。他奉“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为座右铭，律己律人，尝屡责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後，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後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
又云：“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按当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辨色”、“昧爽”，都是天刚亮的时分。高宗这么早就起床视朝，是否有故意为难或曰矫情的意思？非也。《礼记》：“朝，辨色始入”；《尚书》：“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可见，高宗正是严格遵守儒家规定的帝王之学。反之，大臣们却跟不上他的节奏，“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齐风》），反教皇帝“坐以俟之”，这可成何体统。然即此可见高宗勤政之一斑。
观其自述及後世史家传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论主观客观，不论细节大概，都不逊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对他的评价却低于其祖、父，对他的统治也终不满意，甚而连太平天子的荣誉称号也不愿授予他。为什么？理由说来既简单，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长、寿太高也。高寿、考终是“五福”之二，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载；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然庄子早藉尧帝之口，讲过一番“寿则多辱”的道理；高宗之长寿，适足辱国。帝王再如何伟大，也逃不过每况愈下的生理机制。常人一过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训练有素（清宫的皇子教育还是很严格很有成效的），又长年养尊处优，其治事之年或能较常人为延长。然不论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万机，怎么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犹念念不忘“乾纲独断”，大事小事一把抓，则自辱、辱人以至辱国，不问可知矣。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亲自纠办一桩文字狱，对前大理寺卿尹嘉铨处以“绞立决”。嘉铨造了什么“文字孽”，惹得天颜震怒如此？从降罪诏中摘录一条，以观大概：“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按：“古稀”一词，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之二）之句；观高宗之意，此语之专利权竟已转为彼有，臣子虽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称“古稀”矣。我有个侄子，不满两岁，长辈都叫他“宝宝”，他亦自称“宝宝”，偶然听得长辈称其它小孩为“宝宝”，他便愀然不乐，嚎啕大闹。高宗珍爱“古稀”称号，不欲与人共之，与予侄欲独专“宝宝”称号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谓是欤？予侄固不可治国，“稚态”可掬之高宗，独能治国乎？是故，有论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
“恒足为祸”之“恒”字，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之意。这层意思，高寿帝王并非不能认识。高宗他爷爷就说过一段很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