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
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
张金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
“那原来的梅城县怎么办？”
“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18）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19）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
7
除夕的前一天，到了下午，风向偏东，天空昏黄，忽然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伴着“嗖嗖”的冷风狂飞乱舞起来。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床上醒来，看见艳阳高照，朝北窗户外的屋檐下已经挂上了一排冰凌，湖底整个都被积雪覆盖住了。
工地上的一面面红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谭功达看见湖底中有七八个人正在挑土，他记得昨天下午公社就宣布放了假，今天怎么还会有人在那儿上工呢？花家舍的方向隐隐有鼓声传来，不过他听不太真切。谭功达懒懒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叫他。
是小韶。很快，他就在嘁嘁喳喳的鸟鸣声中辨出了她的笑声。谭功达穿好衣服，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驼背八斤嘴里哼哼唧唧地说道：“左边左边，上边，再下来一点，还要往下，对了，使劲……”
到了楼下一看，谭功达不由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