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市府办工作之后，随着岗位的变化，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我逐渐接触到各个层面上的各类人物。政界、商界、文艺界，三六九等，不一而足，在商言商，从政论证，各有各的招数，其表现或表演也各各不同，各有各的际遇，也各有各的造化，着实让人大开眼界。我曾亲眼见过一位房地产老板一掷千金，只为争得画廊大酒店领班小姐亲自前来服务，我也亲眼见过卖水果的老大娘挎一只篮子被城管局的执法人员追得满街乱蹿；我的身边不乏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短短四年间便平步青云完成了从学生干部到正处级干部的升迁，也曾在某乡镇见到一位50出头的花白了头发的老宣传委员30多年革命工作干下来，连做梦都想提个副科级。
人的追求决定于其所处的环境。换一句通俗的话说，叫做“屁股决定脑袋”。你处在什么位置上，你就会考虑你所处层次的事情――你是市长，你考虑的是如何协调发展各个产业，充分发挥资源、人文优势，在GDP和财政收入上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安定和繁荣一方，如何更有所作为；你是公司老板，你梦寐以求的肯定是如何使你的公司做大做强，你的所思所想不外就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至于“爱心捐助”、“奉献社会”等等看似慈善家的举动，只不过是你谋取更大利益的大方略、小手段而已；你是农民，你考虑的肯定是如何让你的一亩二分地增产增收，至于经营城市的事情，你可以在不自觉中参与，但那时你已经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了。
这不是“惟成分论”的翻版。“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正确定位。处在什么位置，你便考虑什么事情，这是机关生活最基本的生存原则了。
2
新一轮安居工程中，市政府在海城市东郊划出了80亩左右的土地，拟新建十座宿舍楼，安置芙蓉大街的拆迁户，并解决部分下岗职工的住房问题。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市政府从财政上划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房价补贴，每平方米仅售1000元。拆迁时每平方已补偿800元，仅仅付出一两万元便可入住新房，拆迁户们再也没有话说了。看一看还算理想的结果，想一想那日把市长搞得头破血流的过激行为，居民们有点儿内疚，那一日又凑了几百人到了市政广场。不过这次横幅大书特书的不再是血淋淋的“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住房”，而是红底白字“感谢政府为民作主，勤政为民堪称楷模”，上次是啸聚上访，这次却是敲锣打鼓送“万民旗”了。
“老百姓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在不久后的“三干”会上，已经就任海城市市委书记、后来升任水西省副省长的闵德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感慨万千，“安居乐业啊，只要能够有一套不大的房子，能够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能够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老百姓便心满意足了。什么上访，什么游行，都是官逼民反，都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在座的各位都应该仔细地检视一下自己，在你所分管、你所从事的工作中，有没有沉到基层倾听老百姓的呼声，有没有真正地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去看问题干事情。同志们，真该静下心来考虑一下‘公仆’二字的真正含义了。”
我不知道闵德高同志的讲话是不是有所指，因为我不在权力的核心，也无法彻底领会领导的真正意图。作为领导同志的随从或者叫做附属品，那时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以及我所遇到的仅仅是表象之表象，我的感觉、我的发现以及我的体会还是肤浅又肤浅。
跟在吴副市长身边接近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时常出入她的办公室，偶尔出入她的家，时不时跟随她到基层调研检查，吴副市长就象她身后高挂的启功先生的那副 “静水深流”书法作品一样，终日不温不火，看不出她的喜怒哀乐，看不透她的内心世界。在给她干秘书之前，我还可以有幸得到她的指点，给她干了秘书后，反倒除了安排工作就是工作安排，倒显得生分了许多。
从别人的口中，从她的话里，我知道了一些她很个人的情况。吴副市长老家不在本地，也不是京城，而是在天寒地冻的黑龙江。一向聪慧的她考上了首都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国务院某部。作为某部的年轻女干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她挂职来到了海城。来海城市后的第一年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工作分工，第二个年头便开始分管交通、城建等重要工作，除了得益于“要大胆启用女干部”的大方向外，主要还是“朝里有人”，她的背后好像有高层人士在替她谋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市府办里几个跟我关系走得比较密切的哥们儿在透漏这些情况给我的时候，曾经做出过推测，吴副市长恐怕干不长，最多干上个三年五载，等基层工作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等政治资本积攒得可以了，她会拍拍屁股走人的。所以，王良你一定要看明白形势早作打算。
早作打算？又能作什么打算？一介书生如我，武不能开枪打炮，文不能长篇巨著，只能挥舞着一只秃笔造一些冠冕文章，写到好处的时候挨领导两句“残酷表扬”便会自己偷着乐上好几天，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痴心妄想？
一来二往间，我知道了吴副市长的丈夫叫甘卓吉，就是吴副市长受伤后劈头盖脑地逮谁训谁的那位中年男子。吴副市长到海城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上，他也从京城某报调到了海城，现在海城市税务局干纪委书记。戴着一副当时海城市面还没有出现的据说是南韩进口的树脂镀膜眼镜，瘦瘦弱弱、文质彬彬，典型的白面书生形象。
出入吴副市长家次数多了，我发现了一些让人奇怪的现象。一是吴副市长和她丈夫之间好象缺乏一般夫妻之间的那种眼角眉梢时时显露出的默契和爱意，貌似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也太象宾客了，分明透出些冷淡。两个人说话之间都极为客气，客气得不象是一家人。再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这个家庭里，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孩子。按吴副市长和她丈夫的年龄，他们的孩子最起码要读初中了。在我知道答案之前，我还一直认为他们的孩子是留在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呢，直到那次悄悄地问小丁吴副市长孩子上几年级了的时候，才知道吴副市长根本就没有孩子。
同时小丁也悄悄地告诉我，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原因，吴副市长两口子关系很冷淡，不是吴副市长不愿回家，便是甘卓吉有家不回，又是两人都在家，也是草草地吃完饭，然后个人忙活个人的，吴副市长在书房处理白日里的未尽事宜，甘卓吉则一个人闷闷地在客厅里抽烟，看电视。
“两个人都不在一个卧室里睡。”我记得那天小丁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红了脸。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天我假装没有看到小丁的神情，只是悄声感叹道，“没想到吴副市长的大后方就象北极圈。”
我好像明白了吴副市长为什么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什么要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个工地。工作性质是一个原因，敬业精神也可以是一个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在逃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那叫“移情”。
总感觉到，这位女强人的背后，不是温暖的胸膛，而是一块难以融化的刺骨锥心的寒冰。
3
在原芙蓉大街破膛开肚、准备凤凰涅槃的同时，安居工程招标在即了。为了把好事办好，市政府成立了安居工程指挥部，吴副市长分工靠上抓出任总指挥，招标、建设等工作由建设局具体负责。
作为政府投资的项目自然有着强有力的财政后盾而无赖帐之忧，里面尚有较为丰厚的利润空间，这在当时垫资施工已成不成文行规的建设市场上并不多见。如同发现了一块大肥肉，消息一经当地媒体披露，各路建筑商闻风而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必欲得之而后快。竞争之激烈我深有体会，因为连我这样一个小兵卒子建筑界的老板们都没放过。
说到这件事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简攸敏，与我同年入水师读大学，又在同一年分回海城。虽然他读的是外文系，我读的是中文系，但由于同为海城人，又在一个学校读的书，自然也成为大范围内的同学关系了。毕业那年，我稀里糊涂地进了事务局干秘书，他顺理成章地进了外经委当了翻译。在全民皆商、机关大力兴办实体的风潮之中，毕业刚刚两年的他过够了朝九晚五的疲沓日子，寻一个机会停薪留职，拉一支七、八个人的队伍，租两间房子，搞起了英国独资诺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就在我挑灯夜战，苦心孤诣为事务局局长大人造讲话的时候，他却凭借当时独资公司的关税优惠和他敏锐的市场嗅觉，专门从德国进口彩色B超，卖给大肆抢上高、精、尖设备而求得晋级的医院。具体的利润属商业秘密，他自然不会随意告诉包括我在内的外人。但那次酒后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后破口大骂之间却透漏出了一些天机。我问他为什么如此愤怒，他愤愤不平地说：“他奶奶的，那个鸟院长竟然要我8万块钱的回扣！”买一台机器的回扣都到了8万元，简攸敏的生意利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英国独资诺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总部便由海城搬到了省城，简攸敏的坐骑也由创业初期的天津大发面包车，一跃而成为VIP公爵王。在我调到市府办之后，借到省城出差时抽空去看他时，他派出了公司的公务车――一辆奔驰300――来接我，公司总部也已经不是当初租来的两间10个平方，而是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洋房了。
在他那宽敞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我们品着纯正的轩尼诗，抽着来自英国总厂的“555”，天南海北地一通神侃。我开玩笑道：“简攸敏你小子为富不仁啊！当初你下海淘金连声招呼都不打，只顾自己捞了个盆满钵满。那时你要是跟哥们儿说一声，咱哥们儿给你鞍前马后跑跑腿，你吃肉，哥们儿跟着喝点儿汤也好啊！”
他却正色地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