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今农村分红这么底，……”
确实，当时农村里收成一年比一年差，分红低得可怜。拿这个村子来说，去年一个整工只分三角钱，还不够买一块肥皂。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也没有漏过这个小小的村庄。单生产队长几年里就换了好几个。后来，村上一个最会耍嘴皮子的朱洪占据了这个职务。
从此，小村的容貌也大大改观。田野上，首先让人注目的已不是绿油油的庄稼，而是一块块用大红漆涂写的标语牌，什么“狠斗帝、修、反，坚决干革命”呀，什么“革命加拼命，大批促大干”呀，一个字就象农家的泥墙那么高、那么宽。再走近些，你可以发现，田头还插着一块块虽小却也高过庄稼的竹牌子，上面写着做梦也不敢想的高产指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向前，这大大小小的牌子也越竖越多。当然，这也决不仅仅是为了点缀风景。农民很懂得这些牌牌的分量。不到半夜决不散场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小会议，农活越少越闹腾得厉害的通宵加班，挖河填河填河挖河永远也定型不下来的水利大业，高地洼地酸性地碱性地整齐划一的“以粮为纲”，缩小又缩小却仍让人一脚跨下去象踩了毒蛇一样提心吊胆的自留地，……这就是这些牌牌在农民实际生活中的效用。
与不断增长的牌牌成反比例的，是收成在年年减少。撇开这些时髦的标语牌，人们可以看到，农民事实上仍按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传统方式在耕作，祈求着风调雨顺，担心着老天爷的喜怒哀乐。几十年来，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却增加了一、二倍。农民进工厂、进城的路早被堵死，城里的知识青年却在年复一年地分配进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怎么能不下降呢？
又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柳霞和母亲过得多么不容易呵！
母亲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也稀疏了。柳霞乌黑油亮的头发也变得干枯，中间甚至还夹杂着一、两根白发。
变老了的，还不仅仅是人。
小屋也是一副残破相。四壁透风。老鼠大白天在瓦楞和砖缝里窜来窜去。灰尘、蜘网、甚至碎砖屑，时或向下掉落。方涛回家不过几小时，头发上、衣服上就积了一层灰尘。
“房子该修理了。”方涛伸手掸掸头上的灰尘自言自语。
“是呀，”柳霞笑笑说，“可修房的砖瓦呢？我曾听你说，你那个干校里有个砖厂。你回家时怎么也不想着背几袋砖瓦回来呢？”
柳霞当然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是，玩笑也反映出严峻的现实。当时，想在农村买点砖瓦可难了。那家没有个住房问题呀！多少年了，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新房却没有一间。如果说，田野上的变化是以标语牌为标志的话，那未，村子里面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老宅上。人们先是在房子内部打主意：一间隔成两间，厨房兼作卧室，过堂截为内间……慢慢地，厨房被从房屋内迁了出去，或者靠着正房伸出个象鼻小间，或者干脆迁进柴屋、猪舍。于是，柴草垛举目皆是，院场、路边也出现了一个个用茅草、苇席搭起的新畜棚。但终于连这样的处置也不能解决问题了，一些稍有点积蓄的人家勒勒裤带开始筹划起盖屋来。人们为巴掌大的一块房基地争吵不休，为砖、瓦、木料日夜奔波。砖瓦厂既少又简陋，建材很快成了热门货。在这种情况下，象柳霞这样一个温良的年轻妇女，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休想弄得到一砖半瓦。更不用说家里还有一老一小拖着她。
因此，听了柳霞的玩笑，方涛一点也笑不出来，只是低下头，轻轻叹了一口气。
母亲也在一旁说：
“没钱买不起砖，有钱买不到砖，就算买到了，柳霞一个妇道人家，也没法运回来呵！”
方涛无言以对。
母亲接着说：
“涛儿，你还不知道呢，柳霞自去年生下海亮后，已得了腰酸病。阴天下雨，家里可热闹了。她腰酸，我腿疼，连做顿饭也不容易。房子也来凑热闹，外头大雨，里头小雨；外头雨停了，里头还是滴滴嗒嗒漏个不停。”
方涛还是无言以对。想不到兴致勃勃回来，到了家里，睁眼看看都是烦恼事。
但是，他们的孩子海亮，却给了这个小家庭的暗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一定是柳霞和母亲在孩子面前天天念叨方涛的缘故，孩子见了方涛一点也不陌生，第二天就“爹爹、爹爹”叫不离嘴，扬开双臂让方涛抱。
方涛很少抱他。在干校看点喜爱的书有种种不便，一回到家，他总是抓紧时间看书。
孩子很懂事，见到方涛看书，就不大去纠缠。他已经一周岁多了，大该是缺钙的缘故，还在学走。他总喜欢独自扶着墙壁、凳子，在小屋里晃晃悠悠兜圈子。
柳霞收工回来，看到方涛看书，也很少来打扰。只有在自己实在分不开身时，才看着学走半天的孩子对方涛说：
“别老埋在书本里呵，过来抱抱伊吧！”
海亮一听，马上迈着两条小腿扶壁向方涛走去，伸出一双白白嫩嫩的小手扑向方涛：
“爹爹抱伊哟！爹爹抱伊哟！”
孩子大概听到妈妈每次说“抱伊”时抱的都是他，以为自己的名字也叫“伊”。
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
再好的书都失去了吸引力。方涛紧紧抱起他，在屋里来来回回走着，让他叫“爹爹”。
“爹爹！”方涛永远也忘不了孩子那清脆甜蜜的声音。
“叫响一点，亮亮。”
“爹爹！”海亮果真放开了嗓门。
“再响一点！亮亮！”
“爹－－爹－－－！”孩子喊得小脸蛋都涨红了。
方涛心里甜丝丝的，亲亲孩子，嘴巴贴着他的小耳朵问：
“爹爹好吗？”
“好。”孩子的声音是那么肯定。
“妈妈好吗？”
“好。”
“奶奶好吗？”
“好。”
“这间房子好吗？”
“好。”
在孩子眼里，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的，和孩子在一起，还有什么忧虑不能忘怀呢？
柳霞微笑着，眼角噙着泪花；母亲也微笑着，脸上的皱纹也似乎少了好多。
“一家人团圆，穷日子也过得香甜。”母亲说。
方涛点点头，把海亮抱得更紧了些。
离家前一天，母亲忽然对方涛说：
“你在干校也是种地，留在家里种地不也一样吗？”
“那可不行。”方涛说，“在家多待几天都要挨批评。”
“涛儿，”母亲想了想，说，“干脆申请调到家乡来工作吧。你看这个家，缺个男人怎么行？回来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苦日子也过得香甜。”
方涛没有出声，但母亲的话却不时地在他的耳边萦绕。母亲的话是对的，这个家庭继续分居已经很难了。
回到干校不久，他向校方打了一个请调家乡工作的报告。
第三章
几个月后，方涛接到了调令，但不是回家乡工作，而是回原单位。对于他的请调报告，没有一个字的答复。
但方涛还是为重新达上工作岗位而感到高兴。他甚至想，领导既然决定让他回北京工作，说不定以后也会让他把家属迁京呢。
单位里不少是老相识，只是在当时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下，相互间戒备甚深。倒是在宿舍里，方涛很快找到了知已。
宿舍很挤，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已经住了三个人：郑叶、许大兴和陈路。郑叶原是技术员，现在是研究室里的秘书。许大兴是食堂厨师。陈路还是个小青年，去年才分配到这里。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方涛进去。只是小屋里四个床位加上行李，简直没有了立足之地。
拥挤的远不只是宿舍。宿舍只是一面小小的镜子。回京后方涛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人多了。那怕到街上理个发，也要等上大半天。单位里人员也增加了不少。看来，什么人员“下放”、机构“精简”，在那些权贵手里，不过是排拆异己的手段。一批批老工作人员刚刚被下放，那些新老权贵的老交情、新派友、家属、家属的亲戚、亲戚的家属……就纷纷从其它地方涌了进来。因此，当方涛这样的“下放”对象因工作需要等原因重新被召回来时，人口就明显地多起来了。
许大兴和郑叶的妻子也都在外地。成了家的无家者聚到一块，不免要扯扯这方面的问题。
方涛发现，无论是许师傅还是郑叶，都窝着一肚子火。
许师傅已经五十多岁，家在外省小镇。他搬到这间屋子还不到半年。原先，他和另一个家属在外地的食堂厨师住一间屋。但半年前，那个师傅将老伴的户口迁到了北京，那间屋子成了他家的团聚的场所，好心的许师傅主动搬了出来。
有一次，方涛问他：
“许师傅，你这么大年岁了，你怎么不学学那师傅的样，设法将家小的户口迁京呢？”
许师傅伸出两手十个指头，冷冷地反问道：
“你有这个吗？”
“怎么没有？”方涛伸出自己的手指。
许师傅哈哈笑起来：
“书生，我指的是钱！”
“钱？”
“对！这个数目的钱。”
“十元？”
“做梦！”
“一百？”
“天真！”
“一千？”
“嗯，这还差不多。当然，这还不算临时增加出来的费用。”
方涛惊呆了：一千元，这相当于许师傅两年多的工资哪！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许师傅却又哈哈笑起来，边笑边说：
“你呀，真是个十足的书生。你不是搞什么调查研究工作的吗？怎么对世情一窍不通。你常去市场吗？知道老百姓是怎么买东西的？菜，挑最便宜的；布，挑削价处理的；就是买一盒火柴，也要掂掂硬币的分量。可是，买烟酒呢？什么好烟名酒一上柜台，马上就是几里长的队。大家拥着、挤着、骂着，唯恐买不到。是老百姓忽然之间钱多了起来，要吸好的、喝好的？当然不是。还不是为了送礼。如今小百姓想办点事，不送礼、不动钱，等于是白日作梦。而好烟名酒又算得了什么？那只能办点小事。这迁户口的事，一点子烟酒怎么行？我一个月四十来元工资，养家糊口都困难，能拿了去送权贵吗？”
许师傅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脸色涨得紫红，额上青筋暴突。方涛听说他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宜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