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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开始，各路车都已准备就绪，用的还是火车站的候车室，一部车、一部车陆续出发，检票员一一认真核对。往往有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太太上错了车，被检查出来，由服务员护送到该上的车班。一切都井然有序。后来看到报纸报道，高密火车站和汽车站，资源共享、联手服务，给旅客提供极大的方便，被评为全国文明服务单位，实在是当之无愧。
汽车在枳沟休息十分钟，我下车去询问行李转运情况，他们让我放心，第二天来取。我随即又上车。到老牛家官庄招呼站。车停了，我下了车，带着简单的行李，心情忽然沉重起来。有点找不着北了。完全失去在列车上那种谈笑风生、怡然自得的气度。
在这空旷的野地里，四周看不到行人，我能向谁问路呢？
我慢慢地朝最近的一个院落走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单位，四周围着高高的围墙，院子里也十分宽敞，有些房舍，但不密集。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发现一个正在清扫大院的中年人，就上前询问：
“同志，请问，牛家官庄往哪里走？”
“这里就是牛家官庄。”
“那么，这位姓徐的叔叔家在哪里？”我将写着未来岳父姓名的纸条递给他。
“我这里是养鸡场，对村子里的人不太熟悉。据我所知，村子里姓徐的人家不少。除姓徐的之外，还有好几个姓。具体住在哪里，你最好到村供销社去询问。他们认识的人多。”
扫地人告诉我去供销社的方向。我顺着养鸡场的围墙，向右后方转去，通过巷道，一个门洞、一个门洞地探望。绝大部分的门户都紧闭着，因为现在正值秋收冬种时节，凡是青壮劳力都上坡（下地）去了。那时候正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大革命”时期，谁敢偷懒躲在家里！终于让我找到一个开着的门洞，我进了门，里面是一块很大的空地，种着一些作物。一条甬道直通里屋的门口。我顺路进去，探入里屋的门洞，因为采光不好，点着煤油灯。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看到一排的柜台和橱窗，原来这里正是供销社，一个戴着深度眼镜的中老年人，在拨弄算盘。
我上前问道：“同志，你认识徐培启这个人吗？”同时将写着姓名地址的纸条递给他，怕他听不懂我的福建口音的普通话。
他抬起头来，扶正眼镜，打量着我：
“你是福建来的吗？”
原来他早已知情。
“是的。”我说。
“我是昨天刚刚听说的。你先坐着，这旁边有椅子。呆会儿我给你找个人领你去。他的家在我们供销社的大大后面。”
“谢谢！”
“福建地方挺好的。我的一些熟人、朋友去福建做工，挣了钱都往家里汇，日子都过得不错。哪象我们山东，尤其是我们这一带，山不象上，地不象地，既不长树，也不长粮，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这我听说了。”
“你是来相亲的吧？怎么会看上俺这穷地方的姑娘？”
“我也是穷人家出身的。”
“那就难怪了。俗语说：‘穷帮穷，富帮富’。穷人家子弟只要长志气，也不会穷到底的。”
说话间，跑进来一个小伙子。说是金春的堂兄，叫金中。他还没开口说话，就被营业员叫住了。
“哎，金中，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你先把这位福建来的小伙子，领到你培启叔家里去，回来再说咱们的事。”
金中刚进来，冒冒失失地，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现在经营业员一说，回过头来认真地端详我。他一句简单扼要的“跟我来”，立马一蹦三跳向门外冲刺出去。我急忙跟出去，却怎么也跟不上他的脚步快，一转眼就不见了他的影子。我紧追慢赶，发现他已经拐过了一道弯，好在前面再没有弯路，可以看见金中在远远的前方。我就顺着一座座的院墙根，一直往前走。
金春家的旧房早几年被拆了，地皮刮去作农家肥。由于家庭经济不济，至今还未重盖。一家人暂且住在大队的牛栏里。谁知一住就是好几年。
他们家的院子几乎没有围墙，该砌围墙的地方，只是象征性地堆了一些乱石。院子的地板比外面的巷道高，所以，在巷道里就能看见金中扶着他的婶子出来。她婶子刚到屋门口，老远就喜不自禁地说：
“像，像，极像！这就是那福建人？很好，很好！”我已经走近到能完全听清他们母子的对话。
金中说：“婶子，人，俺已经给你领来了。俺还有事，不陪你了。俺走了。”
“哎，哎！不中不中。你真有急事，也得给婶子上坡里跑一趟，告诉你叔，就说福建人来了。如果能碰上金春妹子，就告诉她赶快回家，下午不必再去干活了。”
“中，俺一定照办。”金中说完，又风风火火地跑出去了。
我被接进屋子里。这是以门为轴，分成左右两间的极其简单的单层土屋。门西一口大灶，隔墙的西间，就是一家七口人唯一的居室。打着大土炕，床上被褥稀少，如果扯开，仅够两三人勉强御寒。他们主要还是靠晚饭后堵住灶门口和烟囱口，让带温热的烟气熏暖土炕，御寒过冬。我遵照大姑嫲嫲的嘱咐，带了一床棉被来，晚上和小舅子金发一起盖。房子的东间是杂草堆，堆放小半间的麦秸、玉米杆子，是生产队分配的燃料。堆垛杂乱无章，蚊虫自然不少。整间屋十分阴暗，连白天也缺少光亮。
不久，金春的父亲回来了。他，矮小的个子，谈不上什么长相，十分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不足50岁的年纪，比城市人显老得多。他用干布掸掸身上的灰土，脱下老布鞋，就上了炕。我也坐在炕上，这是他们家唯一接待客人的地方。
他先和我寒喧几句，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福建地方经常下雨、怕火柴划不着，把它夹在胳肢窝里呀……等等。
我说，那都是人们编出来的瞎话，哪有的事。
金春她父亲说：“俺家徒有四壁，借住这座大队的牛栏里，光有吃饭的口子，缺少干活的劳力。金春姐妹俩和俺三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都是九分工，一家七口人，到年底结算，还要倒找三十几元给生产队。听见、看见去福建干活的人回来，日子都过得不错。俺就托她大爷，帮俺俩闺女寻个好主。金春她姊妹俩都老大不小了，一个22，一个20，都可以出嫁了。俺们找你来，也不强求你。俺想，这些话，她大爷、大娘也都跟你说过了。你看着这事能办，咱就办，俩闺女儿随你挑。你要觉着不满意，就当是走了一趟亲戚。俺们也不为难你，就算是做了一回朋友。”
不久，金春也回来了。吃过午饭，又聊了一下午，天色渐渐黑了。金春她父亲看着我没有明确表态，也不便多说，就将此事让女儿自己说。
吃过晚饭以后，金春进到屋里，两只手掌反背过来贴在墙上，面对着盘腿坐在炕角的我，迟疑了很久。毕竟她也担任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在外面开过会，不怕抛头露面的。她终于开了口：
“俺大（父亲）说了，你瞅着愿意，就给个答复，要是不愿意，也不勉强。这话本该俺大俺娘跟你说的。可是俺大俺娘非得让俺问你。你就干脆说吧，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一会儿，金春的姑父也来了。他是大队的支部书记，一进来就盘腿坐到炕上，也问这个问题。我想，是到应该表态的时候了。否则，几千公里的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做什么？
我说，我是穷苦出身，看着穷苦人，心里就有几分亲近。我也不拐弯抹角，一句话，我愿意。愿意和穷苦人的女儿过一辈子。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已经带来基建队开的结婚证明，交给她姑父。她姑父看了，说这人很实在，开的证明完全可以。金春的证明则由她姑父回去开，明早送来。抽时间俩人一起去高泽公社登个记，事情就算办妥了。
我觉得，结婚登记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先不着急。别人委托的事应该先办。接着我将大姑嫲嫲交代的事情跟在座的人说了：就是到大姑嫲嫲的老家许孟去，看望一个她委托抱养的男孩，给孩子的舅父母送五十元现金和临行时带来的奶品之类。
大爷大娘（既然已经决定与金春结婚，对大姑嫲嫲夫妇的称呼也要改口了）结婚八九年了，一直没有生养一男半女。大娘40好几，大爷也50开外了，身边没个孩子，觉着冷冷清清。大姑嫲嫲的兄弟媳妇打听到一个婚外孕的姑娘，偷偷摸摸生下一个三斤半的小子，正好这时大姑嫲嫲夫妇回家探亲，就付给孕妇一笔营养费，将孩子抱来寄养在她兄弟家，待一两年过去，孩子能走动了，再带到福建来。大姑娘生孩子自然不能张扬，姑娘从怀孕开始，就一直用宽布条捆扎腹部，所以，孩子生下来才有三斤半。
金春她父亲、姑父都同意我先去看望孩子和他的舅父、舅母。第二天一早，趁干活的人还未下地，金春领着我急匆匆赶到许孟去，顺便给金春剪一身布料。
孩子是看望了，布料也剪回来了。我们在孩子他舅父母家吃的午饭，趁中午热气正上，坡里的人正围在草垛旁歇晌时候，偷偷摸摸溜回来，但还是被一个姐妹发现了。
当天晚上，一拨拨的大姑娘、小媳妇，到金春家来。人家结婚都是拉帮结队地争着看新媳妇。她们倒好，来看新郎官。一个个欢声笑语，叽叽喳喳地进来，叽叽喳喳地出去。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她们将我看得明明白白，而我背灯光反照，看出去却胡里胡涂。只有她们清脆的声音，把我的脸搅得一阵阵地涨红。
有的说：“哎哟，真俊哪！赶明儿也给俺说一个。”
有的说：“金春，你好福气哟，几时说的？”
还有的说：“金春，你真会装蒜，要不是今晌午你俩从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