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色族裔的人,一步步往下撤,不慌不乱。
可到了十八层以后,气氛突然紧张。救火队员们一个个往上冲;警察也夹在其中。大家非常自觉地配合他们,人群中有人主动地叫喊:“请让出左道!让出左道!”妇女、老人赶紧向右靠,这样右道下楼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这是很感人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救火队员在我们往下逃生的时候,他们明知前面有危险,生死难卜,却背着很重的消防器材往上冲!在以后我们得到的信息中证实,首批找寻到的尸体有不少是救火队员的。
整整一个半小时,我终于从八十层走到了一楼大厅。
大楼外面人山人海,气氛更加紧张。警察、救火队员、记者……逃出来的人与亲人拥抱,有人激动地高呼:“Ive made it!Ive made it!”(我出来啦!我出来啦!)我看见不断有东西从上而下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警察大声喊叫:“Dont stay here! Move! Move! Keep moving!”(不要停留,离开,赶快离开!)也有人喊:“Get the hell out of here!”(赶快离开这鬼地方!)Hell,就是地狱的英语单词。此刻,我才对这个单词有了具体的感受。
我这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赶紧给小玲打电话,不愿停留片刻。当我迈步快速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腿脚已经发软发酸。幸好我平时注意健身,再加上我的鞋非常轻便,是花了四百多块钱在多伦多买的法国休闲名鞋——Mephisto。今天看着这双鞋,特别有感情,因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份子。记得当时有人走出大楼就累得不动了,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锻炼的胖人。我与他们竟发生了生与死的差别。
记不清周围有些什么街道名,不远处有一座桥,桥下是
高速公路。我当时不顾疲劳没命地朝北奔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赶快给小玲打电话,让她别过来找我,这儿太危险了。这不是无端的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受伤住进
医院的好几千人大多是跑过来找亲人或是看热闹的。而我有一种预感:楼会倒塌,或是发生大爆炸。
我一跑进桥底,忙着从包里掏手机,刚要打开,只见那座大楼开始倒塌下来。
真是亲眼目睹于第一时间,那座楼倒塌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所不同的是伴有巨大的轰鸣。这轰鸣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只觉得周围上下都是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浓烟高达四五十层楼那样,如漫天浩水急涌而来。……我赶紧再跑。
我的手一软,手中的电话掉在了地上。先是觉得顾不上了,跑了几步又转念一想,要打电话呀。跑回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了下来。这眼镜我不打算要了,接着再跑。后面却有人用英语喊我:“Your glasses!”(你的眼镜!)回头一看,是一个东方人,也是从大楼里逃出来的,他竟把眼镜拣了起来,交到了我手上。谢过他之后,我与他又继续奔跑,各自逃生,不过这个在逃生中还弯腰替别人拣起眼镜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就这样大概又跑了十五分钟,才渐渐转过神来,停下来向别人打听到中国城怎么走。我以后才知道,在我逃命的同时,牵肠挂肚、焦心如焚的我的亲人们的具体情况。
2001年9月11日——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小玲/
对我来说,2001年9月11日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幕!每当回忆起那一天,我都好似又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般的煎熬。几次想写,却都在写下两行之后就写不下去了。现在,我决心写下这一段。我要用我这一天的经历,时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长又短,要时刻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和友情。而这一切又和两个字相关连:牵挂。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从布鲁克林坐地铁到曼哈顿。过桥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世贸大楼着火啦!”。我当时正背靠窗坐着,与世贸大楼反方向,无法看到着火的情形。想想也可能就是冒烟而已。我随口说了一句:“我先生在世贸上班。火大吗?”没有人回答我。只见好几个人同时递上他们的手机:“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我心想,我也就要下车了。下了车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我一一谢过那几个人。
下了车,我走到中国城的中央大街上,抬头往世贸大楼望去,不禁心头一沉。巨大的火焰从楼里冒出,浓烟滚滚冲天,世贸大楼就像两个巨大的烟囱一般!难怪在车上没人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让我打电话。纽约人在非常时刻是非常善良的。思进就在北楼八十层,他……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赶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小莺的办公室,抄起了电话。当时是九点左右。他办公室的电话已无人接听。打他的手机,也不通。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是去世贸大楼呢,还是留在原地?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下意识地朝着大楼的方向走去,想设法得到新的消息。从远处我眼睁睁地看着世贸大楼在大火的吞噬中呻吟着,巨大的火球,冲天的浓烟,就像在对世人诉说着她们的不幸。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想象着思进被大火包围着的恐惧、痛苦和绝望。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那天街上混乱不堪,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不停地穿梭,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为何飞机会一架接着一架撞击世贸,究竟是怎么回事?
由于通往曼哈顿下城的路已被封锁,十点左右,我又回到了小莺的办公室,看见墙上电视屏幕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飞机撞击大楼的录像,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奇怪的是在播实况时,世贸只剩下一栋了。小莺把我引到了外面,我问她:“我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呢?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即思进所在的那栋)呢?”虽然在纽约生活多年,却从来没有去搞清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我让小莺帮我去问一下火烧到第几层了?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因为我已哭得无法说清话了。可小莺只顾安慰我,也不帮我去打听一下。我觉得奇怪,她是怎么了?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说:“你看火这样大,他会逃出来吗?就算逃出来也一定是伤得不轻。我们为什么要到纽约来,在多伦多呆着多好。我不该由着他的性子来这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我突然又心存侥幸地想到,出国前上海那个有名的王瞎子不是说思进至少能活到八十三岁吗?他不会那么早就走的。他早上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道再见,难道那会是我们的诀别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其实小莺已得知一栋大楼已倒塌,她不想告诉我,以免增加我的悲伤。她觉得一栋楼倒了,另一栋也快了。所以她把我引到外面,不让我再看电视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和路人述说逃生的经过。他浑身上下被蒙了一层白色墙粉。我们也凑过去听着。随着他的眼泪往下流淌,我们才发现他是非洲裔人。只听他说:“完了,完了!两栋楼都倒了。”我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小莺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仍安慰我说:“他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我在心里也千遍万遍地这样假设过。但一旦得知那么坚实的两栋楼都倒了,再有侥幸的念头,恐怕也无法逃避这铁一般的事实。他八成被活埋在里面了。我麻木了,流了两个多小时的泪,此时再也流不出来了。
直到小莺的手机铃响,我才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听到一半后突然“哇”地失声哭叫起来:“小进活着,他活着!他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了!”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机械般地重复着:“他活着,他活着?”那绷得紧紧的身躯一下松弛了下来。我突然感到头剧烈地痛了起来,牙龈也跟着隐隐作痛。但我好像又渴望着疼痛感,因为它能赶走我的麻木。由于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奔走,双腿也不听使唤了。最终,小莺拖着我那精疲力尽的身躯回到了她的办公室。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记得小莺一路上都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我和思进四目交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小玲,我只差两分钟就见不到你了!”而他的神情竟然那么地轻松、自如,虽然一身大汗,略显疲惫,但却毛发无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让我牵挂了一上午,并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他。
911以后一连几个月,我都无法平静。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有关911的报道,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流泪。遇难者的追悼会一个接着一个,想想有近三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巧合让思进遇上911?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逃过那一劫?因为那天在世贸大楼里面的人只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够逃出来,一块砖,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头上也会致命的。那天受伤的人也有成千上万。他非但没有在那三千遇难者之列,而且还“完好无缺”。这更使我对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听说政府将对911的所有死难者家属发放一百七十万元的补偿费,才使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钱的本身并不能弥补失去亲人的痛,但国家和政府表现出的关心,至少会使他们感到一点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补偿费,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拿他用生命换来的钱,去过那衣食无忧的下半生。这让我想起了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好像是说有人对补偿死难者家属一百七十万元颇有微词。试想有哪一个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钱,这可不是中“乐透”啊!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所留下的创伤。
我时常在想,那些一生下来就失去父亲的遗腹子,那些永远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些无法幸福地踏上红地毯的情侣,那些再也无法携手并肩走完人生的眷属……和他们相比,只要我俩在一起,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