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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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娃娃-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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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嘛还和这帮傻逼呆在一起?刚走了几步,我就被赵平拉了回来,他换了一种无奈叹息的口气低着头对我说:“唉,先吃饭吧,……”我叹了一口气,我就是这么贱的,别人对我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真的悲哀。饭是在体育学院的食堂吃的。我边走边对他说我喜欢那种有着漂亮身材,执著,诚实,有冲动有力量的年轻人,比如我喜欢的“××军队”或者是那种可以包容我的人,比如某某某。他说他两种都不是。我看了他一眼,是,他两种都不是,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小老头,未老先衰,总是不合时宜和莫名其妙地发怒。写诗、画画和玩音乐。所有艺术家可以有的毛病他都有,保守、实际、纵欲、世故、矛盾、虚荣。有着强烈的功名心,所有的人际关系支离破碎。但我现在就是和他在一起,我真是有病。    
    吃完饭,我们走在回去的路上。我是去赵平的屋子里拿书包。屋子里没开灯,很暗。我走在前,他紧跟在后,把门锁上。“我操你妈。”我看着他。    
    他盯着我,那张脸立即变得扭曲,他死死盯着我,我心里被愤怒充斥着,没有一丝害怕,我挑衅地看着他。怎么样,有本事打我呀?他低吼了一声什么,突然出乎我意料地扑到地毯上痛苦呜咽起来,破旧凌乱的衣服头发,他简直像一只动物一样肮脏及敏感。我吓住了,我还以为他会跟我急呢,他哭了一阵,身体抽搐,泣不成声,“妈……”他抬起头来看我一眼,“你怎么能骂我妈呢?你不知道她人多好,多善良,你还不如杀了我呢,你怎么能骂我妈呢?……”那目光再也不复当初的凶恶,只剩下无助和悲怜。“树儿,躺下陪我聊会儿天。”我没说话,他自顾自说起来,“我太爱我妈了,她死了,她对别人太好了,有时候我一想她我就犯病打滚儿,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    
    后来他给我讲到他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说成世上最温柔最伟大的母亲,她美丽、善良、热爱家庭,喜欢孩子,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闲暇和幸福。一个典型的标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形象。每当赵平眼含热泪地讲起她的母亲每日操劳,就是病了也舍不得买药(听着耳熟),终于因为无力治疗病情变重而去世时(这时他的倾诉到达高潮),我总是在想那他爸是干嘛吃的!那会儿他爸干什么呢?闲着吗?眼睁睁看着老婆死吗?他老婆可以病了不买药他也忍心这么看着吧?可赵平不这么想,或者他根本从未想过这件事。赵平说他爸是村里最本分最老实的村民,勤劳朴实,也是一个正面的农民形象,而他,赵平,是他爸最骄傲的二儿子。他有时还会讲他妈妈在他每次早晨出门时总是早早起床给他准备干粮,每当此时赵平就会变得沉默善感,这时的他其实不是真正的他。    
    “外婆给母亲起名叫‘勤勤’,因为妈妈从小任劳任怨,宽容大度。妈妈一辈子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要求过任何一件事,从来没有借过任何人的一分钱,即使是在她生命垂危没钱吃药的时候,她一生对任何一个人都是那样温和,她从不会去议论任何一个人,从不会发火,更不会去讨好任何一个人和麻烦任何一个人,她走的那天我们村里的乡亲们都哭了,那天晚上我就睡在我妈的坟头,后来我给我妈写了一首诗,叫《五月的雷雨之夜》……”    
    那天晚上的结局是我们静静地做了爱,然后他送我到中关村,我一人骑车回家。那天晚上一个人骑在回家的路上,我心很乱。我知道我受不了他的急躁和小气,而他,我不知道他受不了我的是什么。这当然不是爱情。我只是一时不知如何脱身。我总是陷到一个漩涡里去。开端不管多幸福多轻松,都会逐渐发展为沉重和无奈。    
    那个夏天的傍晚我们经常坐在他租的房子的门口的圆木上,看着天,啃着梨。他对我说希望以后能出十张以上的专辑,然后就画画,远走他乡,追寻他喜欢的诗人的脚步。我听着。“树儿,再吃一个吧。”他把他手里最后一个梨递给我。我使劲咬了一口。梨很小,有点涩,可他没有钱买稍好一点的梨吃。天边很蓝很亮,天气很好。我那时傻乎乎的,不知人情险恶,穿着红色的短T恤和格子超短裙,每天精力充沛地晃来晃去,不知任何抱怨。回家时路过友谊宾馆,看着那温馨的淡黄灯光我就幻想有一天一定要有钱去住友谊宾馆。    
    


第三章 腐烂的柠檬卑贱的爱情

     赵平有时候放学后会在学校门外等我,所以几乎每天放学后我就拼命涂上过多的防晒油,以便让我的脸显得白一些。每当这个时候,班里的男生就大喊:“哦,嘉芙又擦防晒霜了!又要去约会了吧?”    
    我们先是在学校门口保持一段距离,然后再并肩骑车。毕竟学校有规定,不许外校学生在本校门口接人。否则处罚本校学生。他会把我送回家,然后再等我吃完饭后出来找他。每回我都会带一些钱让他买饭或者给他带点吃的。他总是没钱。总是在挨饿。    
    我们最常会的是公园。我们家离玉渊潭公园很近,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去那里,还有紫竹院,那里夏天很凉爽。有时候我们会在公园的角落里做爱。其实我在想这一切正是理应被我们结束的。    
    “等我们乐队出了专辑,我送你十张。”赵平跟我说。    
    我总觉得他们乐队出专辑的日子遥遥无期。    
    那时赵平所在的乐队正声名鹊起,有外地不明真相的摇滚乐迷已经把他们当作新一代的地下摇滚偶像。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这么写道“‘W’是一支极富实力的新锐乐队,这支从成立至今不到一年历史的乐队足以让更多的人为之激动。音乐大气磅礴,而且带有浓重的实验色彩,让人不由想起Sonic Youth。如果乐队没有他们的主唱赵平,他们的乐队也就和其他乐队没有什么区别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The Doors没有Jim Morrison是什么样。主唱赵平极富牺牲精神的舞台表演相当骇人(感人?)。将诗歌融入音乐,无可救药的忧郁气质令人担心。”总之一句话,他们已经如一颗地下新星般在摇滚圈冉冉升起,听说就连崔健和盘古主唱敖博也非常喜欢他们的乐队。目前赵平的乐队正在为了出专辑而努力。但他们没有钱。    
    “W”被音乐类杂志形容为是支命运多劫难的后噪音乐队,隐喻晦涩的长篇诗歌,穿透力极强的吉它,无可救药的忧郁气质,使“W”的音乐有着神秘的因素。而由于赵平的病,他唱歌时压低声音,如在地狱受难的囚犯,其所指的悲愤直叩人心。    
    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他们的音乐唱出了什么亚人文情结,正如我讨厌看到赵平那悲天悯人的目光,因为我讨厌什么“接近大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什么的,还有什么“关照和洁净自己的心灵”之类的狗屁。    
    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和爸爸住在军营里。那时候妈妈和弟弟住在乡下。我非常喜欢热闹,经常和那些士兵们打打闹闹。他们也非常喜欢我。有一天,一个士兵叫我到他们宿舍去玩。我去了。平时我经常去玩。我扎两个辫子,他们管我叫“小天使”。宿舍里很空,只有他一个人。就在我在凳子上坐下来的瞬间,那个人把裤子脱下来,我看到他里面什么也没穿。他问我,你喜欢吗?他让我摸他那儿,我没摸,他好像有些着急,走过去把门关上。然后他又问了我一遍:“你喜欢吗?”喜欢什么?我问他。哦不,我不喜欢。我说。然后走过去把门打开。那个人做梦一样地看着我做这些。他的眼睛里飘着梦一般的气息。    
    “你是说那个人想强奸你?”赵平问我。    
    不……我是想说,这么久以后我还记得那个人眼睛里梦的气息。我一直记得他。不知道是爱他不知道是恨他。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也许他当时应该更进一步。不过就是这样我也一直记得他。    
    又是一个肮脏、龌龊的星期六的晚上。我去找完赵平后,在看完他们的排练后。赵平挥舞着他破烂不堪的帽子,说要去吃顿晚饭。我问他身上还有钱吗?其实我就是不问也知道他的身上没有。“我们没钱。”我对他说,我身上甚至没有打车回家的钱。    
    “唉呀,就去吃顿面条。你别管了。”他用他的陕西口音不耐烦地说。    
    我只好跟着他。我们来到村头一家小饭馆。“来一碗西红柿鸡蛋面。”赵平说。然后他给我倒茶,拉着我的手聊天。    
    我一直有点心惊肉跳,这简直是一场闹剧,我不知道该付帐时该怎样收场。    
    赵平津津有味地吃着面条。我心情矛盾地看着他烈日爆晒下的苍老、黝黑的面容和疲惫不堪瘦小的身躯。啊,啊,我的爱,是多么卑贱,多么低下。    
    付钱时赵平对那个女服务员说没带钱。下次再交。她放走了我们。我知道那碗面四块钱。    
    后来我还是打车了。我想回家以后再拿钱给司机。从四环以外的树村到万寿路,难道中间的路程要用泪水来诠释?    
    那个司机看着向我告别的赵平问:“他是你男朋友?”    
    “……不是。”我顿了一下说,“我是去采访他们。他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    
    “你多大?”司机看着我。    
    我看着前方的黑暗和树影,“十八。”    
    我知道我不是十八。却在承受十八岁所不必承受的。    
    那个出租车司机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十八?多好啊。你们才十七八岁的年纪,跟花儿一样,多么美好!应该是无忧无虑,蓬勃向上的。    
    可我早已忘掉什么叫无忧无虑,蓬勃向上。可能我和这两个词儿已经走得太远了,走得已经有点儿找不回来了。如果我是花儿,那我就是一朵朝生暮死的花儿。我已经快开到了尽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我还是信奉那句存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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