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是个孩子，并不懂什么祖国的未来，那正是别人这样教育她的时候。那确实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明智在英语中是“wise”，而wise在许多句子中往往翻译成“识相”更合适一些，他想如果当时是他的话他绝不会走下去，即便在这条路上自己也没有那么坚决，自己比那个小女孩多的是明智，少的是她那种信念。看到魏敏芝四下里看看，拿起了那个饭碗时他闭上了眼睛，他并不十分同情象张慧科那样的穷困——既然贫困存在，每个人都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去承受，所以贫穷给了谁都不算是不公平，但他同情那个小魏老师的遭遇——不应该让做好事的人受苦。
“听说这部片子没有用一个专业演员，真实感挺强的。”散场后自然又是谈论这场电影。
“这是张艺谋的绝招，”李满朝附和说，“不过这部片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是我所看过的张艺谋的片子里面唯一一个一大团圆为结局的，《红高粱》，《菊豆》，《摇啊摇》，《有话好好说》那叫什么，叫没有结局的结局。”
“然而这样在最后突然遇上一个好人的大团圆给人的感觉非常牵强，”张开说，“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到了最后总是好人赢了，坏人输了，这显然都是对现实失去了信心而想在想象中找回来一些的自欺欺人的表现，许多优秀作品却并非如此，鲁迅甚至用阿Ｑ最后连那个圆也画不好来对之加以讽刺。在这么多的东西中，”他口风一转，接着说，“只有《杨三姐告状》的大团圆让人相信，那是编剧巧妙安排两个人争斗，杨三姐从中渔了利，不是靠什么人大发善心。”
“开哥不要这么悲观嘛，”苏雯雯甜甜的说，“好人还是有的，比如你和我，还有他们都是的。”
“二十来岁了还用好和坏来定义人是幼稚的。”于一飞故作深沉的教训她，气得苏雯雯瞪了眼要和他抬杠，却又插不进嘴去。只好听他继续说，“其实那些人的行为并没有超出社会的有效约束，简单地说就是正常的或没有犯法，法律又不能规定人人都有同情心，然而正是这些正常的行为的总和构成了悲剧——这才真正证明了这个世界是可悲的——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他顿了一下说，“贫穷不是他们的错，却要他们来承受这些后果，这是不公平的——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有理由的，当然也没有什么公平可谈，黑格尔说过‘所有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然而——”他叹了口气，“他说这句话时又包含了多少无奈和残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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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演员只要被张艺谋用了马上就出名。”
“那也能说明张艺谋慧眼识英才，挑的人个个都可以出名，”苏雯雯说，“比如巩利，不光是张艺谋，陈凯歌用了也拿大奖。”接着她说了巩利在《风月》中演得如何如何好。薛霞听得不耐烦，忍不住打断他说：“和你们这些评论家一起看电影真没劲，看电影是为了消遣，都象你们这样把什么都看明白了还有什么意思。”
“看来还是距离产生美，”于一飞附和说，
“所以没有婚姻的爱情是最美好的爱情。”薛霞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是怕结婚以后因为生活琐事总吵架，会对当初的爱情产生怀疑。”
“什么乱七八糟的，”李满朝说，“没听说过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爱情可以连命都不要呢，怎会因吵架而产生怀疑。”
“快别说比生命还重要，”苏雯雯笑说，“好多人总说愿为谁而死——人一般都拿一个重要的东西对一个不重要的东西起誓，这岂不是说生命比爱情更重要，”她下意识的在嘴上按了一下，“再说了，如果别人爱他又怎会让他送命，可见是个傻瓜。”
“哎哟，你可真麻烦，”于一飞叫道，“人家为了向你表白痴情，却被你拿来分析来分析去的，你们女孩子可真是……”
“你真讨厌，我哪里是说我嘛。”
于一飞不理她的话，转过去问薛霞：“你们女孩子是不是都这样？”
“不知道，”薛霞笑说，“还没人说愿意为我而死呢。”
“嗯。”于一飞一楞，想开个玩笑，却又正色说；“看说得多可怜呢，其实现在男女平等了嘛，不要总等着别人找，有的男孩子很害羞呢。”
“去，”薛霞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轻轻的叱她说，“倒要你来教训我，爱情不是宣扬教义。”
“那是什么？”；李满朝问，“奇怪，我们怎么在谈情说爱了。”
“美的你，”薛霞生气说，“当心告诉小花去。”李满朝假装害怕，逗得他们几个哈哈大笑，他却又说：“我说错了嘛，我们谈论的不是爱情吗？”薛霞见说不过他，便转向苏雯雯说：“这种人最讨厌，以后再也不理他了。”苏雯雯笑说：“人家又不是说我，干嘛我不理人家。”他们三个又大笑起来，薛霞恨道：“危难之际反而向着别人，哼。”然而哼了半天，也没哼出什么来。李满朝笑说：“不好意思，让你们姐妹俩翻脸，我岂不成了罪人，我还是去自杀吧。”说完跑到湖边，伸手摸了摸水说：“太凉了。”逗得他们一起大笑。
薛霞没有不理李满朝，他倒是为自己把谈说爱情说成谈情说爱高兴了好几天，直到那次差点和马龙打架。其实事情很简单，那次吃完饭马龙洗完碗先出去了，顺手把李满朝的书包也捎上了，李满朝洗完碗后自然没有了，便在那堆书包里翻着找，恰好见一个女孩子的书包和他的一样，便过去问是不是拿错了，那女孩子却受了侮辱似得尖叫起来，她的男友便过来和李满朝吵了起来。其实李满朝知道错在自己，本打算道个歉算了，却又过来两三个人气势汹汹的围住了他问：“怎么回事？”
“找茬，应吗？”李满朝冷冷的说，那小子从没见过这种事情，憋了半天，骂了句“神经病”走了。而马龙在外面等的不耐烦，就先回去了。李满朝一进屋就骂：“真他妈得倒霉，也不知道书包哪里去了，那里面还有好多——哎，”他奇怪说，“我的书包怎么在这里呢。”马龙说：“怎么样，够不够兄弟，帮你拿了书包连姓名都不留。”
“够你妈的蛋——害得我差点和人打架，你她妈的是六个指头帮忙……”
听他大骂一通，马龙总算明白了怎么回事，但这样他也不想服软了，随和他对骂：“我是好心，谁知道你要和人打架，在外面受了欺负回来找我撒气是不是？”
“是又怎样。”
“那你就来试试。”
眼看俩人就要打起来了，刚好张开从外面踢踢踏踏的回来了，见状就吼道：“不要拦，让他们打——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打，嗯，怎么不打了，都住一个屋的，也不怕人家笑话。”
二人便各自愤愤的坐下，水房里的一个小子才注意到自己盆里的背心不见了，只剩下了一盆清水，找了半天才发现在下水道口挂着，庆幸张开回来得早，要不肯定被水冲走了，而如果再堵了下水道，造成的损失将更加大了。这边李满朝气呼呼得上床睡去了，马龙自言自语的说：“好心没好报。”
“不是好心没好报的问题，”于一飞接过来劝他说，“其实好心办坏事的时候还是很多的，这也是人的习惯，觉得自己是好心，或为者一点小事打招呼显得生份了，岂不知……”
“你说够了没有。”马龙大吼道。
于一飞楞了一下，去水房里洗了脚回来睡觉了。然而却怎么也睡不着，这些东西是对的，对他们有用，却总没有市场。别人家的孩子周岁时说些要当官发财的假话无关紧要，而说‘他将来要死的’未免不合时宜，于一飞还是可以理解人们习惯中的这一点不理智因素的，但似乎也没有必要把“道理”放在不共戴天的位置之上，深恶而痛绝之。从思维方式角度讲，西方人喜欢用思维来指导行动，而中国人则更喜欢从经验中找出一些东西来指导行为，这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不善于创新，甚至不能容忍创新。而他们本没有经验，却也不愿思考，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可悲的，可怕的。
当然他不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也不至于十分想不开，只是更想不通，也有点失望，遂把这些东西写在日记里面，然而当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的日记本却不见了，出去找了一圈也没能找到。第二天他写了个寻物启示放到教室楼的橱窗里，顺便看了一下，却发现有一则寻钥匙启示，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和XX宿舍XX联系，他暗笑这小子蠢到了家，这岂不是开门揖盗。突然他想起自己的日记似乎也不能找——里面的东西被人看了还如何见人，他忙把启示扯了下来，又印证了好几遍本子上确实没有写名字，方才放心。
他又好笑于自己常以“透明的面对世界”自诩，却也这么怕别人看日记，一半是里面的东西幼稚可笑，一半是有的不可告人。然而他又感叹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东西，都把它藏起来并非全是坏事，如果每个人都用阴暗面来面对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可怕，这也许不能叫做虚伪，或者说这种虚伪是有益的。然而他又觉得确实不应该虚伪，也许不应该的不一定都是错的，这句话有点不合逻辑，也许只可以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有理由的”来解释。突然他想起应该给黑格尔的“所有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加上一句“不一定所有合理的都会存在”方显得完整一些。这些东西给别人说了照例没人会感兴趣，还得载入日记，丢了旧的日记，倒可以为新的日记增添内容，很快，他又像一个学者那样欣喜于自己的发现了。
十五
把大学的考场比作战场实在是极为恰当的，考前的停课仿佛由和平体制转化为战时体制的停止生产；而学生的学习全是为了考试正和希特勒的生产全是为了战争一样；从结课到考试之前的空隙又仿佛大战之前那可怕的宁静。在这段宁静中有的学生想着怎样考好了去拿奖学金就如同那些想在战场上立功的英雄，而那些怕被抓住的差生又仿佛那些怕死的胆小鬼，但这两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