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后因人口问题被严厉批判，至1960年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讲话这样开头：“兄弟我今年七十三岁……”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这是北大老校友回忆当年初入北大，听马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此前，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马校长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马本寅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家里很冷清，少有人来拜访。但在如此境况中，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定，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亲手点燃的火中灰飞烟灭。
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傅斯年：刚正不阿真书生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
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曰：“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然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南开似乎漠视这位老校长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请，留在大陆。但由于曾“一脚踏在臭水沟里”，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认为：“这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向人求见，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却坦然面对：“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曾说过：“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女教员说的是英文，把张伯苓三字念得像外国名字Chamberlain，于是罗隆基就一直以为鼎鼎大名、篮球队能打败“强大”的清华队的南开学校，原来是个外国人Mr．Chamberlain办的，而“外国人办的学校，自然是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张伯苓先生是个中国人，而南开是中国人办的学校，当然，其间“南开的足球、篮球亦好几次打败清华了”。
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文史名家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因为张伯苓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而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则“比他体格更高大”。后来在美国的南开校友聚会，齐唱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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