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手下原有两个较亲近的大臣，一个是曾任大清王朝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郑孝胥，此人和日本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长期在日本混过的罗振玉，他也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郑孝胥本是大清王朝老臣陈宝琛的同乡，他在清朝除做过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还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此人才干出众，能力较强，深受朝野重视。他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到民国政府当官，却继续追随溥仪。因此，溥仪把郑孝胥看成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对郑的一些亲日的进言，溥仪均较赏识。
罗振玉是古玩商出身，他通过售卖古玩文物和日本拉上了关系。那些年，日本上层、皇室、皇族以及商界，对中国古物很感兴趣。有的日本人是为了研究文物，有的是为了收藏，也有的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取利。他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历史文物。罗看准日本上层对古文物的青睐，便以中国古文物学术权威的身份，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朝野名流。在一段时期里，他已成为在日本政界和商界能够说上话，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人物。所以罗对溥仪出过一些向日本靠拢的建议，也颇得溥仪的重视。
郑孝胥和罗振玉两个人都会投其所好，愿帮助溥仪寻找出路。换句话说，他们二人都可以别有用心地帮助溥仪，借用日本势力，达到个人的目的。
郑孝胥告诉溥仪，为了寻找出路，他想把溥仪接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去。郑说，他已和“东交民巷”的日本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由竹本的副官中常秋大尉，穿上便衣，带一名医生，以送溥仪看病为由，将溥仪送出北府，接到日本兵营。这个办法，溥仪很感兴趣，有些动心。但由于多位王爷反对，而没成行。
第二天，奉命去天津求援的罗振玉来到了北府，他告诉溥仪，他在天津找到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日本方面说，北京竹本大佐会派骑兵在北府附近巡逻，如果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常举动，北平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
罗振玉带来的这一消息，使溥仪深受感动，使溥仪进一步证实到日本人才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这时，溥仪利用段祺瑞联合奉军反冯玉祥的混乱形势，向驻华使团发出求援呼吁；又请日本公使办的《顺天时报》发表对他的采访谈话。该报是奉命办事，也乐得借机拉溥仪一把，在报上，连续写文章表示对“皇室”的“同情”，大骂国民军。对此，溥仪很为得意，认为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一方而确信无误。
在“北府”解除门禁时，溥仪决心搬出“北府”，找一个能够得到庇护的地方。
溥仪选择日本驻华公使馆，作为他的庇护所。
溥仪主动上门，找靠山，以待东山再起，日本驻华公使求之不得。这对日本侵略扩张集团来说，正中下怀。因而日本公使便千方百计地把溥仪牢牢地抓在手里，使溥仪死心塌地靠拢日本，以便日后有用。为此，日本驻华公使芬泽为溥仪的进馆和食宿，提供了一切方便，并热情予以招待。
在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后，日本公使馆经日本人的精心策划和安排，很快就变成了大清皇帝的行宫。
溥仪也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日本公使馆过起了大清皇上的旧日子。
最有趣的事例就是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做寿。这年正逢溥仪20寿辰，日本公使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
在日本公使的策划下，这一祝寿活动搞得十分隆重，别具一格。
贺寿活动安排在日本公使馆礼堂举行。
日本使馆礼堂，按故宫内的格局布置一新。地板上铺有豪华的黄地毯；在溥仪坐的太师椅上铺有黄缎子；椅子后面的玻璃屏风贴上黄纸；佣人们一律戴上清朝的红缨大帽。生日这天的贺寿活动，在礼仪上和清朝皇宫的做法没有什么差别。从各大城市来的遗老、旧臣、送礼拍马的、借机巴结溥仪、巴结日本人的人物约600余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到日本公使馆礼堂，都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溥仪三拜九叩，祝贺皇上万寿无疆，气氛异常热烈。
溥仪在仪式中间，还向600人的来宾发表即席讲话，他在这贺寿活动中洋洋得意，足足地又风光了一阵，大过了一番当年当皇帝之瘾。同时，他也进一步体验到，只有日本人仍然把他当成皇帝。
这时，溥仪投靠日本的决心，日益坚定。
还有一件使溥仪感激涕零的事是，他想去日本，而日本对溥仪想出洋东渡的设想，给予了十分满意的答复。
溥仪想出洋东渡日本，具体应该怎么办？他没有主意。正在这时，他的宠臣罗振玉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便于东渡日本，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到天津码头。在天津做好去日本的准备，条件具备后，即可乘船东去。对此，溥仪欣然接受。
罗振玉把溥仪要去日本的设想告诉了日本公使芬泽。芬泽很高兴。这对日本方面说来，正中下怀，芬泽随决定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负责护送溥仪由北平前去天津。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6）
溥仪到达天津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地军官士兵，把溥仪接下了火车。次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日报》在北平发表日本驻华公使声明，说明前宣统皇帝突然转往天津。这一声明等于将溥仪去天津一事，告知段执政及其外交总长。
溥仪到达天津，更加依赖日本。而日本当局则把溥仪拉得越来越近。
溥仪一到天津，就进入日本租界地，住进有现代化设备的新房子，他越发得意。
尽管溥仪打算借助外力、借助日本复辟的远大计划不变，但他东渡日本之事，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迟迟没有成行。结果，他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在天津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更加坚定和迫切。
这时期，在溥仪身边能够接近和进言的人，还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个人就时局问题向溥仪发表的愤慨之言，完全符合溥仪长期以来要复辟、复仇的设想。这两人对溥仪实现复辟设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溥仪在天津和北京一样，仍然得到日本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溥仪想复辟，日本当局就投其所好，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以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日本观察到溥仪很喜欢众人仍然奉称他为皇上，便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溥仪知道，日本一直没有改变承认宣统皇帝、皇位的存在。
有一天，正当军阀混战的战火就要烧到天津的时候，日本天津驻在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来到溥仪住地，向溥仪说：“请宣统皇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开进日本租界一步。”溥仪听后，十分得意。一是日本军方仍然称他大清皇帝的尊号。他受宠若惊。自从溥仪被撵出金銮殿，除他的随从外，没有人还把他当成皇帝。而今，日本军方仍然毕恭毕敬地称他皇帝，使他感到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朋友；二是日本军方还提出要保障溥仪的安全。这种表示，使这位早想东渡日本的末代皇帝感恩戴德。
没过几天，日本官方代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请溥仪参观天津日本侨民小学。这一活动是日本总领事精心策划的。溥仪求之不得，对此邀请欣然接受。
这一活动本是一次很普通的活动，然而，日本人却别有用心，目的是投其所好，进一步软化溥仪。
在溥仪去小学的往返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彩色纸旗，夹道欢呼“溥仪皇帝万岁！”，这一场面使这位脆弱无能的末代皇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天津这些年，每逢节日或溥仪的寿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官及其将佐们都要到溥仪住地来拜贺。每逢日本“天长节”，日本驻津要员都要请溥仪去参观阅兵典礼。
又有一次，溥仪到白河边上去游逛，偶然他看到在河中间停留一艘日本兵舰。当他们在眺望兵舰在河中的美景时，该兵舰的舰长突然乘小船靠近河岸，并匆匆忙忙地走到溥仪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溥仪说，很荣幸看到皇帝陛下在欣赏日本军舰在河中的美景，我特意前来邀请皇帝陛下到军舰上参观。
溥仪欣然接受，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和日本军方进一步接触的好机会。
当溥仪走到军舰上的时候，日本海军将校等高级军官列队在军舰上，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向溥仪皇帝高声致敬。
溥仪也就俨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日本军舰上检阅仪仗队，十分风光。
当溥仪回到住地不多时，这位日本舰长率领一些日本军官前来回访，以表示对溥仪皇帝的尊敬。就这件事，溥仪曾嘟嘟囔囔地对身边人说：“从这件事上看，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尊敬我的。”
在天津这几年，溥仪在生活上很自在，在“政治上”很得意。首先是，他的生活条件比紫禁城的养心殿要优越得多；其次是，在日本租界地内，从官方到民间都仍然尊称溥仪为宣统皇帝，使他既风光又得意；再其次是，在国内形势稍为有些缓和的情况下，几个亲日的近臣郑孝胥等人就复辟大计，进言不少，都很合乎溥仪的心意。于是，溥仪一天比一天相信日本将是他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一天比一天认为，靠日复辟大计，应当立即提上具体日程。
不久，溥仪为复辟大计，在天津通过日本大军阀大仓喜八郎，将胞弟溥杰派往日本去学军事。
接着，溥仪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投靠日本当日本傀儡皇帝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的犯罪道路。
1931年，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已向溥仪打了招呼。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溥杰从日本回国休假，给溥仪带来了日本军方吉冈安宜的一个口信，告称：“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宣统皇帝不是没有希望的。”
不仅如此，在溥杰回国前，日本贵族水野胜邦子爵向溥杰打招呼说，他将要去中国拜会一下溥仪，并向他当面送上一把扇子。
溥杰回国后不久，水野胜邦来访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