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强大还不是最可怕的，自己要不争气，那就算彻底没戏了。
辽军退走了，赵恒神气起来，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赋契丹出境》诗一首：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明明是把钱财交给了来抢劫的强盗，强盗大摇大摆地走了，居然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群凶窜北荒”，当真是“妙笔生花”。
那位王继忠也在和议中捞到了巨大的好处，两边都把他看成了功臣，每年宋朝派遣使者去辽国的时候，皇帝都会让使者给他带去大批的花红礼物。辽国也没亏待他，赐他国姓，官职一路高升，最后居然坐到枢密使，被封楚王。
这个“奇迹”，只会出现在宋朝，王继忠的命真好，要是在别的朝代，早拿他当汉奸给办了。
“澶渊之盟”以后，契丹贵族每年都会不劳而获一大笔钱财，个个都心满意足，萧太后巩固统治的目的算达到了，五年后她离开了人世。辽圣宗也信守和约，还真把宋朝皇帝赵恒当大哥对待（哥们儿虽是好哥们儿，但不给钱可绝对不行），宋辽一直和平相处。乾兴一年（1022年，辽太平二年），宋真宋去世，辽圣宗还为此大病一场，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天圣九年（1031年，辽太平十一年），辽圣宗病逝，在临死时还嘱咐“不得失宋朝之信誓”。
此后，一百二十多年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历来也是评价不一，从经济发展上看，宋辽可谓“双赢”，连续数十年的流血征战不再，百年和平降临，边境开通“榷场”，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但对宋朝来说，经济上的成功不能掩盖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是在占优势时的城下之盟），更为恶劣的是开了妥协、不抵抗的先例，成为解决和西夏、金国争端的范本，为靖康年间迷信和谈，坐失良机，最终覆国和南宋高宗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乃至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等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在对外冲突中，大宋是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是求和，这种无论胜败都给对方付钱的做法，赵恒实在难逃始作俑者的指责。
在签订缴纳岁币的和约时，大宋的宿命就已经被决定了。
辽国还算有君子风度，信守和约直到亡国（这个和约最终是宋朝撕毁的）。西夏得到钱财以后却是反反复复，但国小力单，想要吃掉宋朝它还真没那个胃口，金国却是被岁币激起越来越大的贪欲，最终女真铁骑踏破汴梁城，结束了北宋的流金岁月。
真是成也岁币，败也岁币。
历史证明，金钱买来的和平根本就是靠不住的。
“澶渊之盟”在政治上给宋朝带来的好处只有一明一暗两样：明的是和辽国和好之后，可以全力对付西北的党项，并成功地在景德三年议和，西北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暗的是岁币使契丹群狼不劳而获，逐渐丧失了劫掠的本能，退化成了只会坐享其成的废物。到辽兴宗统治的时候，以往驰骋如风的契丹铁骑就被西夏连续击败，丢尽了脸面。
每年三十万的金帛，竟毁掉了一个剽悍的民族，金钱巨大的腐蚀力，不仅喜滋滋点钱的契丹贵族没有想到，就连赵恒、寇准也没有想到。
无敌的不是锋利的刀枪，不是纵横的铁骑，更不是“神授”的君权，而是人见人爱的花花钞票！
第五章 荒唐的心理战
从打击政敌开始（1）
和平降临，来自北方边境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把这块沉重的包袱甩掉了。
获得和平的过程虽然是屈辱的，但和平本身终究是可贵的。
当然，赵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反倒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连寇准也是如此，逢人就宣扬自己力挽狂澜的功绩。
赵恒的心情好极了：消除了一块心病，浑身上下是那么的轻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圣主（宋代的皇帝都有这个情结），过去总被辽国搅得安不下心来，现在他要毫无牵挂地施展治理国家的手段了。
赵恒在寇准、毕士安的辅佐下，干劲冲天地忙活起来了。
北方既然不再打仗了，马上就合并防区，减少驻军、组织复员，把因战争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这个重点不能丢弃，赵恒在景德二年（1005）诏令各道州府的长官都要兼“劝农使”之职，通判兼管农之职。
赵恒还从景德三年开始，在各州郡（边境州郡除外）普遍设置用于准平谷价的常平仓和用于赈济灾荒的义仓。义仓没什么好说的，常平仓可是很有讲究，它是各州按人口多少，从上贡钱中留下一定的银两，到新谷上市的时候，以比市场价略为高一点的价格购入，等到市场上粮价暴涨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但不得低于本钱）。这种做法很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味，可以平抑市场粮价，既可以防止“多收了三五斗”时谷贱伤农，又防止了青黄不接或灾年时谷贵伤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粮商囤积哄抬粮价，甚至在遇到灾荒时还可贷粮给灾民，用做种子或口粮。
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比他以后搞的那个“天书”、“封禅”强上百倍。
商业在这个时候继续了咸平年间快速发展的势头。宋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宋辽休战和平，又搞起了“边贸”，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了四个榷场，与辽国大做生意，赚得盘满钵满。景德四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和西夏也做起了买卖。
发达的商业从大商人数量的急剧增加看出来，京城汴梁云集了好多富商大贾，继寇准以后任相的王旦就曾说过：“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就连一年赚上千万的千万富翁也并不少见。随着商业繁盛，给大宋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商税是宋朝国家收入的支柱之一，景德年间商税年收入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并不过分。
要是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前景当真是一片光明。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好事要是遇到了心怀叵测的小人，会变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
这个时期的发展，与寇准尽心尽力的辅佐之功密不可分。自景德二年十月毕士安暴病身亡以后，寇准就一直独居相位。赵恒对寇准也是信任有加，另外还带着感激和敬畏。这是因为寇准支持赵光义立他为太子，再加上这次力促亲征，才达成了“澶渊之盟”，赵恒加寇准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对其更是倚为长城。
王钦若寇准这个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很有个性，再加上少年得志（此公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做事难免有些率性而为，得罪了不少的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在太宗赵光义朝，王钦若一开始是亳州判官，一年阴雨连绵，老百姓上缴的谷物都很潮湿，管理仓库的官吏拒不收纳，可总出不进，存储的粮食越来越少，王钦若便下令把潮湿的谷物收到仓内，以后再支出粮食的时候，先发放潮粮。这样，既解决了老百姓无法缴纳“国税”的实际困难，还不至于坐吃山空，粮食还不会霉变，可算是办事有方。这件事后来被赵光义得知，很是赞赏，亲手写了个嘉奖令予以表扬，记住了地方上的这位从八品的小官，过些时候就将他选拔入京，当上了朝官。
赵恒即位后，王钦若第一个站出来请求减免五代以来积欠的赋税，并且在一个晚上就把该减免的数目理清造册，第二天呈上了朝廷，因此他又得到了想有所作为的赵恒的赏识，从此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高职。以此看来，王钦若虽不是忠诚善良之人，却颇有才干，能干一些实事。
人，有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很难以“好”和“坏”来简单地区分，假如硬要以“好”和“坏”来区分，只能说有干不成事的“好人”，还有能干事的“坏人”。有的“坏人”不仅能干事，而且机谋深远，奇变横生，在这个世界上纵横自如，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王钦若恰恰就是这种人。
当他劝赵恒“南巡”的时候，被寇准不指名臭训一顿，随后还被驱赶出京，他心里可就把寇准恨上了，虽然很快他又恢复了副相的职位，但和寇准怎么也合不来，便干脆自己请求解除了执政职务，担任了资政殿学士这个清职。
在这个期间，他和知制诰杨亿、直秘阁钱惟演等奉诏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一部类书，直到大中祥符六年才编完，赵恒诏题为《册府元龟》。文人聚在一起免不了吟诗、作画、喝酒、嫖妓这些“风雅”之事，工作之余他们也彼此作诗唱和，竟然积少成多，被杨亿以《西昆酬唱集》为名汇编成册，这些诗作讲究辞采，多用典故，被人们称为“西昆体”。西昆体在当时成为时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足见影响之大。
王钦若也就是跟着喝酒凑热闹，并没有什么大作流传下来。“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杨亿，其诗《汉武》嘲讽了汉武帝求仙慕长生之事。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吟诗编书，这种悠闲风雅的日子对文人学士来说是好事，可对有着强烈政治欲望的王钦若来讲，就等于是在服刑，他想方设法要报复寇准。
终于被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