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顿特区，1973），页461。在越南战争中，部分医生拒绝为部队培养护理人员，且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慷慨地开出缓役证明。J。盖革，“隐藏的职业角色：作为反动派、改革家、革命者的内科医师”，《社会政策》，1期（1974年3—4月），页28。加里·吉安尼诺托在越战中是海军的一名军医，他就向勉强参军的士兵传授打身体的什么地方为好，甚至还提供吗啡以帮助他们减轻自残的痛苦。加里·吉安尼诺托，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14。还有医生对违反军规者不理不睬。
更多的心理学家不愿意“治愈”士兵的“妄想”：即敌人也是有知觉力的。例见H。谢泼德，《说“不”：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68—69。萨拉·哈利越战中为波士顿退伍军人后勤医院工作。她工作不久就收治了一个曾经参与过美莱屠杀的病人。当听到这人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时，她不禁大吃一惊：
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告诉我这人明显在妄想，绝对有精神病。我争辩说，仔细的观察表明他没有其他病征。在哄笑声中，我夺门而出。
“这些所谓的专业认识竟无视战斗的现实！”她咆哮了，“竟把现实叫做精神病！”哈利坚决反对这样的诊断，是因为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她父亲曾讲起过他二战时在北非作战遇到的类似情况。萨拉·哈利，引自威尔伯·斯科特，《重新适应平民社会：越战老兵的战后生活》（纽约，1993），页5。
别的激进的医务官也给出了回击。1946年，美国陆军威廉·尼德尔斯少校就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军队精神病学家，在其个性中有专制的一面（甚至是施虐倾向），他们认为人人都在诈病，以把士兵送回前线的数目多为荣（尽管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能否适应战斗的情形），滥用麻醉剂，且从身体、感情和心理上惩罚那些有神经精神病症状的人。他精选了些讽刺的话，来描述看一名“精悍有力、捶胸顿足的精神病学家、玩具手枪已经是其所见极限的人”跟战士大谈“站如松”的道理，真是次“难忘的经历”。尼德尔斯认识到，军队精神病学家有两个老板，但多数医生对患者甚至没有丝毫的关切。威廉·尼德尔斯，“精神病学在军中的倒退”，《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167—185。
最后，还有少数持和平主义立场的精神病学家，不愿与军方合作，他们的目标是结束战争而不是帮士兵去打仗。R。吉文斯、马丁·内托希普（编），《有关战争和人类侵略欲望的讨论》（巴黎，1976），页8。在越战中，最重要的非主流心理学运动是由退伍军人组织的讨论小组，激进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都有参与。这些人让老兵通过相互交谈、而不是与专家沟通来找到对症的疗法。见阿瑟·埃根多夫的大文，“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传统的男性角色认同被一种新的、“较为温和”的阳刚气所取代。专家不仅鼓励老兵检视自己的心灵，也支持他们通过反抗军国主义来救自己。
“缝合”士兵的心理创伤，让他们早归战场，在民事精神病学某些领域（尤其是当精神病学家受雇于雇主而非患者时）也有应用。在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就更不确定。他们满嘴和平，却在为战争贩子提供各项数据；他们治愈伤者，却是为了他们能回到战场被人杀掉；他们和军方有冲突，却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提供的研究可能。另一方面，医疗队就彻底地融入了军方，承认自己的“上帝”是指挥官而不是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成了“俘虏”了。例见诺曼·巴尔、伦纳德·祖宁，“军中精神病医生的难题澄清”，《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1卷4期（1971年7月），页672—674；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降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5—265；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4—659；马尔克·皮利苏克，“越战老兵的遗产”，《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6—7。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发展史见诺曼·戴恩，“批评者和异见者：关于美国“反精神病学”的思考”，《行为科学史杂志》，25期（1989年1月），页3—25。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战争中发展了与原先截然不同的做法：不去抑制士兵的暴力倾向，而是挑起他们的杀人欲望。这样，精神病学家在军中的作用就显露无遗了：激励士兵去行凶，不用生悔。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
人都知道，惜命的
上帝坚决反对冲突
最讨厌的就是刀枪
英国人的是例外……
新戒律是“杀人吧
为实现上帝夙愿”。
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1966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收布赖恩·加德纳，《可怕的雨：战争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30—31。
一位年届30的天主教牧师，人称“矮妖精和少年先知的混血儿”，因支持造成广岛140 000人和长崎73 900人死亡的原子弹而“名扬天下”。两年前，这位年仅28、很理想化的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参了军。他以能继承其澳大利亚籍父亲的事业而自豪，并且希望别人都知道他在勉力卫国。作为提尼安岛投弹手所在教区的牧师，他的“孩子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向日本军民扔下了凝固汽油弹、传统炸弹，以至最后被他们称作“噱头炸弹”的原子弹。
“是，他们打了也杀了，”扎贝尔卡回忆说，“但人们没有记住这些。我觉得他们没做错什么。”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他一直坚持自己祝福的是“美国的孩子们”而不是扔炸弹，但似乎没人愿意听他的辩解。他说自己熟稔圣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应该更敏感于杀戮平民的事件中牵扯的神学问题，但也通过归罪他人给自己开脱：他曾辩解说，上级教会不是一直对此三缄其口吗？事实上，二战行将结束时斯佩尔曼主教［1889—1967，美国天主教会枢机主教，纽约大主教，曾任美国军队随军神父代理人，为越战中的美国政策辩护——译注］在提尼安岛主持大型弥撒时他也在场，其时斯佩尔曼大力鼓吹应为自由和公正而战。当时在岛上的宗教界人士也没有对轰炸是否道德提出异议：轰炸虽然残忍，但为了上百万美国士兵的性命也只有这么做了。炸弹落下后，扎贝尔卡惊呼：“我的天，这太可怕了，但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这帮孩子终于可以回国了。”只是后来发现长崎市民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徒时，他才开始有悔意，想着他也信天主教的“孩子们”竟一直在“从飞机上扔炸弹，轰炸别的天主教徒”。
扎贝尔卡神父后来终于后悔自己当时太过逞凶，那是轰炸过后他向幸存者讲话的时候。他去了一些医院，无辜的孩子在病床上等死。“许多小孩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他们就这么静静地躺着，在死去，”他注意到，心中满是震惊。之后，扎贝尔卡放弃了回国，在日本北部做了名牧师。当他最后回到美国时，发现没有人愿意再提及那段往事。“战争结束了，忘了它吧，”别人说。但他没法忘记。先是朝鲜、后来是越南的战报使他忆起曾经目睹的恐怖，让他决定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从此积极为和平奔走。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其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531—536。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扎贝尔卡神父最终接受了战事过程中的大规模屠杀。这并不罕见，少有的是他投身和平事业的决定。英、美、澳三国的宗教界人士都认为，很难把对上帝的爱和满心杀欲的士兵这两者调和起来。宗教人士难以把握自己的立场，其社会地位又加剧了这种困难。世俗、宗教领袖都把神职人员视作道德的代言人，自有一套办法来激发“胜利精神”、给予宽恕。尽管他们中虔诚的人——像扎贝尔卡神父——选择了反战，但多数还是接受了军队的作为，并把这视作宣教的好机会，而且还希望扮演更积极、血腥的角色，这也使得有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教士一方面积极鼓励别人去持刀杀人，一方面又不愿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所以有人笑他们是“一群地道的懦夫”，乔·沃克，《牧师、战争和其他战时杂文》（布雷福德，1917），页3—4。但同时有人说他们心怀可怕的杀欲；在杀戮后祈祷只会让人觉得恶心。“飞行队一员”，《死在空中：飞行队员的战地日记和照片》（伦敦，1933），页69及查尔斯·拉文，《默想与回忆》（伦敦，1931），页166—167。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公然站出来为杀戮辩解，这使得有些人开始质疑教会是否有权利代表教规。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9—100。但直到越战前，只有少数异见者曾经有过抗议。
基督教与战争
“上帝既许人为圣物，则杀人无论何时都是非法的，” 给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做过老师的莱科坦提乌斯（卒于公元320年）说。莱科坦提乌斯，《神学摘要》，6卷，页20，引自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20。基督教早期作家，如查斯丁、塔蒂安、艾勒尼亚斯、德尔图良、奥利金、亚大纳西和西普里安等都同意莱科坦提乌斯的说法。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