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要大些，但这是因为乡下人（他们有更多的枪支）参军的比例高。换言之，他们持有枪支最终是因为早前就和武器打过交道，而不是军队训练的结果。艾伦·利佐特、戴维·波杜瓦，“军事社会化，童年社会化和当前形势： 老兵的枪炮所有制”，《政治和军事社会化杂志》，8卷2期（1980年秋季），页243—256。还有一些“役前”因素也很重要。在澳大利亚关于越战老兵的调查中，就发现有暴力倾向的老兵不同于没有此类倾向的老兵。前者有
不少战前或早年经历，导致了其战后侵略成性；这包括家族酗酒史、和父母关系紧张、早年失去单亲以及童年受过暴力等……这些肇因在越南继续发展，但这些人如果行凶，就总会被认为是战争惹的祸。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 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 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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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战斗疲劳症、无人欣赏其作出的“牺牲”以及在退役中经历的无数挫折、沮丧，都常会使老兵行事乖戾。暴力还可能起源于社会控制体系的崩溃和战后人们的不安全感。但阿切尔和加特纳的结论却是：“暴虐的老兵”不应为战后暴力犯罪的激增负责，因为这些都是由非战斗老兵犯下的：
在十年越战期间，美国逮捕的杀人犯大幅增加——男性增加了101％，女性增长了59％……且各年龄层都有增加——包括45岁以上的人。“暴虐老兵”模式无法解释杀人率的攀升，至少在越战是这样。
他俩还证明，二战后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提“暴虐老兵”模式，却强调战争会让暴力变得合法： 这种合法外衣在战后被保留了下来。
在战争中，国家的最高权威保证了杀戮的合法性。在许多战争中，杀敌不只被视为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而是一种颇可奖赏的壮举……这种合法化不只适用在前线卖命的士兵，在后方也一样；但它在百姓眼里可能比在亲身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士兵看来更为可信。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92及其“暴力举止和暴力时代： 战后凶杀率的比较研究”，《美国社会学评论》，41卷6期（1976），页958。
换言之，战争剥去了杀戮不寻常的外衣，不只对战士，对平民亦然。但我们不应忘记，真正体验杀戮的残酷可能会驱散对其合法性的任何浪漫想象。
越战后遗症
历次战争中老兵都被边缘化，但到上世纪60年代末，流行文化却把愤怒、受伤的越战老兵视作战士的范型。关于他们的大量历史都是在伤兵口述的基础上写成，但其实他们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这种“神话和主观感受间的脱节”在澳籍越战老兵身上最明显，他们归国时受到了人群的热情欢呼。澳大利亚的媒体上，反战人士的声势很大，但他们实际上人数很少，就是游行、示威也不会选在欢迎老兵的场合。美国版的神话，即对老兵先是不欢迎，然后变成愤怒的态度竟慢慢转成了澳大利亚人“印象中的态度”。史蒂芬·加顿，《战争的代价： 澳大利亚士兵回国》（墨尔本，1996），页230—231。
在美国，受了惊吓、满心愤恨、侵略心强的老兵在越战后一下子多了起来。一方面，越战老兵的战斗经历是参加过前几次战争的人所不能比拟的。要是谁在珍珠港事件后才参的军，那也许只服了几周的役；甚至二战中在太平洋战场服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也只在军中呆了六个礼拜。而越战士兵在战场上动辄就呆几个月。海军陆战队员一次要坚守80天，很多人都是守了三四轮才被换下来。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 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86。但我们说过，战斗经历本身并不一定伤害到士兵。要说他们有敌意，更多是因为其归国时感到自己被军方或民间“利用”了，不是因为训练、战斗向他们灌输了“暴虐的作风”。R．艾森哈特，“小姑娘，这你不该容忍： 现代战斗训练隐藏的心理事项探讨”，《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21。越战老兵易受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还很年轻、战场上经常指挥不力、部队缺乏凝聚力、战争有游击性质、回国后也漫无目的。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 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92—94。像我们在讨论暴行那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应注意不要在越南身上附加太多的东西： 士兵一般来说比较年轻，战场的指挥一般不力，部队凝聚力常常并不稳定，游击战此前也打过，战时为之拼命的理念战后普遍受到幻灭，是三场战争的典型反应。越南和其他战争不一样，它不许任何人成为英雄。士兵参战时满脑子的英雄形象，在越南没有一丁点的实现可能。
在“凝固”外向行事准则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是复员后的这段经历。对某些群体来说，如美国印第安人，他们有非常繁复的涤罪仪式帮他们平缓这一过程，或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详见托马斯·霍姆，“美国印第安士兵和越战”，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191—204及霍姆，“被忘却的战士： 美国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战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56—68。在别的战事中，哪怕是朝鲜战争，从战场到平民生活的转变都是从容进行的，一般是在运兵船上。在那里，士兵们有的是调整、适应的时间，可以和别人交换经历和哀愁，还有许多涤罪的仪式。但对驻越美军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战地出发，经由设在越南金兰湾的中转站，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再从那儿回家，全程不过几天。美国士兵是单独回国，不是和部队一道。在其他战事中，等待回国士兵的是友好且心存感激的人群，这就证明了其杀戮的正当性。抚慰他们不安良心的是理解和谅解，阵亡的孩子也是当“成人”一样迎接的。但在越战结束后，回国的美军见到的是不友好的面孔，且常常受到辱骂，说他们是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是杀害孩子的凶手，是白痴。澳大利亚老兵是按班组轮换的，回国乘的是运兵船，所以更容易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见简·罗丝，“老兵在澳大利亚： 寻找融合”，收杰夫·多伊尔、杰弗里·格雷（编），《闲适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参与越战的表现和再读》（马里兰，1991），页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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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越战期间，老兵再无法独享杀戮的污名（或荣光）： 平民坚持他们也有罪感，也要负责，无形中把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晾到了一边。平民既躲避“婴儿杀手”，也为自己应为延长战争所负的责任而惭愧。一战、二战后都没有这样的反应。总的来说，当时的军人仍有为国成仁的气概，这在实际生活中虽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却赋予了幸存者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感。越战以后，战士竟听到平民百姓说自己在经历过战争后变得更凶残了。对那些双手在战争中沾染了鲜血的士兵来说，这彻底搅乱了他们的道德坐标。
与之相连的是他们刚从越南回国，一下很难适应。迷失方向和幻想破灭最为常见。海军陆战队的维托·J．拉瓦卡下士说这种转变之剧烈是他无法想象的：
好不容易挺过了越南，回到纽约……可这变化实在让人震惊。简直是调了个个儿。服饰变了。人的态度变了。好朋友走的时候还是干净清秀、身手敏捷的小伙，现在竟长发过肩，项上挂着硕大的圆形饰物。还……蓄须了。老天……还有耳环。喇叭裤，高跟靴。还……做着和平的手势。陆军维托·拉瓦卡下士，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 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1。
年轻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的价值观在一夜间竟全消失了。对越战老兵来说，从混沌中寻到意义尤为困难。唐·勃朗宁在一篇题为“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1974）的文章中详论了这个问题。
你如果相信自己在为社会、为先辈、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持久的贡献，那杀人和被杀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贡献任何东西，甚至是在帮倒忙，那杀人和被杀就可以等同了……在越南，没有有意义的牺牲。唐·勃朗宁，“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基督世纪》，1974年2月6日，页161。
勃朗宁有点夸大其辞： 许多越战老兵即是通过暴力和复活的梦想获得了重生。但满身血污、浴火重生的他们却在祖国的大地上被抛弃了。
幸存者
战士口述的故事对其道德和情感存在都极为重要。老兵时常需要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并没有因战斗而变得粗暴。当然，我们不是要否认非常不同的几个人——弗兰克·沃伦中尉（1917）、威廉·欧内斯特·霍金（1918）和约翰·B．多伊尔（1944）——都曾说过，他们在短期内或许变得更“冷酷”、“严厉”或者“漠然”，但这并不是残暴。海军陆战队员B．多伊尔的家书，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93—494；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日记书信集”，1917年10月20日致“面包”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A．索本，《业余炮兵： 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