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形象地描写了疫区人民长期遭受深重灾难的悲惨情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热情地歌颂了中华大地和人民改天换地战胜瘟神的新面貌。
毛泽东和群众血肉相关，心心相连。他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但又视自己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人员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之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平等对待，对他们的政治、工作、学习、生活极为关心。为了帮助他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学习文化，他用自己的稿费在中南海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等6门课，他还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购买各种体育锻炼的器械。他亲自出面请老师，还亲自讲过课，帮助卫士批改作业。毛泽东不仅热情、耐心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学习，而且还关心他们的婚嫁问题，家庭生活上的困难。
其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心连心。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不是为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必须与人民群众共甘苦，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和贺子珍住在群众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常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毛泽东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改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每到星期天，毛泽东尽管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时间参加“礼拜天”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参加干。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说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打成一片，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在漫漫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尊重老同志，关心女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934年冬，红军到了贵州边远山区剑河县附近一个苗族村寨时，看到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妈妈，身着单衣，怀中搂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倒在路旁，瑟瑟发抖，已经气息奄奄。许多红军战士围在她身旁问长问短。这时，毛泽东来到这位老妈妈身边。身旁的战士告诉他，这老妈妈一年劳动收的粮食全被地主逼租要债逼走，儿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全家人没法活了，就和儿媳四处讨饭，冻饿交加，跌倒在这里……。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毛泽东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给老妈妈和小孩吃，然后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亲手披在老妈妈身上，战士也拿出两袋大米和一床垫单，一起送给了老妈妈。老妈妈吃了一点干粮，勉强坐了起来，伸出冻僵了的双手合在胸前，打着苗语，并拉着小孙子磕头。毛泽东很快拉住小孩，心情沉重地弯下腰去，捧起小孩面黄肌瘦的小脸，端详了一会，又蹲下去亲切地对老妈妈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说着，亲手将老妈妈搀起来，又用老妈妈的竹棍将粮袋插好，好叫老妈妈和她的孙子抬着走。毛泽东看着老妈妈和孙子抬着米朝家慢慢走去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周围的指战员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的，决不是她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最坚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过：“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5＇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真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各方面条件比过去战争年代要好多了。但是毛泽东进城后仍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睡木板床，用的毛巾被和内衣补了又补，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里面常常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山芋头，用竹木筷子而不用贵重的象牙筷子。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十多年，一共打了73个补丁，他的皮鞋和拖鞋补了又补，一直补到不能再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快瑞士手表。从那时起，一直戴到去世。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或炒菠菜，与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7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毛泽东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