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能望其项背；一个人只有真正接近他，才能从他身上感到彻底的如沐春风，感到似乎已经与他相知一生。就此而言，他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颇为相似，后者广为同时代人所爱戴——而他那伟大的敌人皮特（Pitt）却冷酷可畏。据传荣禄吸食鸦片，对此我无从判断，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瞳孔扩大。以此推测，传言不尽不实。
他的身体看来一切正常，只是刚才上台阶之时颇有困难；但是荣禄告诉我，他有腰疾，日夜侵扰，偏头痛也磨人不浅。他的眼缘明显浮肿，但全身精气十足。荣禄逝于次年四月，最后的日子颇为痛苦：据说他的病是脊髓灰质炎（一位外国医生如是告我），据我所知，令人苦痛。
荣禄说：“敬祝安康。另外，王文韶大学士请我代致问候；他告诉我，你对国朝忠心不贰，而且智力超群。”
我回道：“第一句诚然，但第二句过奖了。”
“究竟如何，我自有判断：我已有感觉，你我颇为契合。王提到老景善的日记。他说，乃是由你发现，他已读过。景善提到了我，是吗？”
“回大人，提及多次：他似是身不由己地对您赞誉有加。”
荣禄说：“来自敌人的赞誉，确是最高之赞美。”
荣禄大人（5）
“大人认为，景善之失聪，是否已到无法听见人语的地步？”
“否；他之失聪，大体系作伪。对于拳民，老景善不知该褒该贬；他只能如此，以自求平安，或者俗语所谓‘骑墙’。”
“大人以为，他的言辞是否可靠？”
“可靠。此人酷爱闲谈，根深蒂固，且万事关心。许多内情，来自王文韶大人，王亦把自己的邸报与他抄录，不止一次。”
“他提及，董福祥曾造访大人，要求借用五英寸的克虏伯枪。”
“正是：我假装没有听到。有人定下阴谋，对我不利，所幸一个门生及时报警。”
“好，”大学士续道，“你可随心所欲发问。便再无稽之言我亦不惧。我造访法国使节时他曾问我：‘阁下为何相信义和团？’我答：‘我相信义和团最终会毁我江山。’” 提及毕圣（Pichon）毫无技巧的问题，荣禄笑得颇为讽刺（我以为）。他又言道，除了日本和俄国公使，其他皆不知礼貌为何物，回访时甚至在他本人的寓所轻侮他。
我犹豫片刻，再问：“阁下是否能告知为何太后在严词痛斥义和团之后，突然转而扶植？”
“是，”荣禄道，“老佛爷六月十三（公历7月9日）从颐和园回北京时，告我，此骚乱已至祸国之境，欲予以平息。但一两天之后，我从南京总督刘坤一处得知，一份设于上海、拥护英军的英国官方报纸上刊载一文，责令太后退位，必要时以武力迫之。自然，我需禀报太后；她立即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出自孔圣《论语》），我将灭此朝食（出自《左传》，日本至今有此用法）。’现在我问你：倘一设在贵国、与我国使馆联系的中文报纸刊文责成你们已故维多利亚女王让权，她会作何说法？”
“她会义愤填膺，但作为宪法上的君主，她所能做的只是撤回使团，有可能查封报馆。”
“不错，但太后不是宪法上的君主，勿忘其地位实不合法。您读过我国历史，可知本朝有族规，任何一位叶赫那拉氏均不得成为皇后。不错，此规矩四十年前便被遗忘了，但即便如此，中国历来反对皇后听政或当政。你知道唯一的女皇、唐帝武则天，史上皆以她为谋权篡位者。吕后倒行逆施，更成为天下话柄。辅佐皇帝、压制皇后，方为正道。若有人说太后只能辅佐皇帝，皇帝大权现被其窃取豪夺，她必会暴怒，即便是四年前康有为的维新运动都不会令她如此。太后以为，最坏不过是洋人被屠杀干净，但此后动乱不平，仍需她继续摄政。好在，西方列强现已承认事实，没有她，骚乱更难平服。”
荣禄说到此处，言语激动，他停下来，敬我“奖赏”：他的嗅瓶是郎窑精品，烟味浓郁，沁人心脾。按照习惯，我不回敬。我把瓶子递还给他时，注意到他的手异常精致，小巧分明。我欣赏着他无名指上所戴的硕大宝石，他告诉我，那是尼古拉斯二世所赠的生日礼，以答谢他的盛情，另外还赠了其他珠宝。
“每年太后寿诞，沙皇都会写信祝贺，在信中称她姑母。这在外交中适宜吗？”
“是的，”我答道，“他也如此称呼维多利亚女王，尽管后者是他妻子的外婆。”
荣禄此刻摘了帽，他的头颇大，头发略带灰白。他说，这顶戴上的巨大珍珠就是关东半岛总督阿雷克塞耶夫（Alexeieff）所赠，他也以一只大白玉如意回赠。
荣禄大人（6）
“还有一事，恕我唐突。义和团起事那年的6月24日，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公使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6月20日途经总理衙门时被杀，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线。被害。不知阁下能否告诉我，太后对于事件有何想法？”
“她为此怪责我，然我相当冤枉。克林德来信要求到总理衙门交涉。太后听说，命我与之接洽，并提议改在德国公馆面谈。我并不在总理衙门当职，她特擢我为全权大使，专事负责护送外交使团和外国团体离开北京。我照太后的旨意拟了信，但由于洋人的哨岗禁止闲人进入使馆街，我的书童未能将信送到。如你所知，克林德次日坚持到衙门来，结果为恩海射杀，太后大为愠怒，因端亲王未经她许可即授意恩海：凡过往洋人，杀无赦。她斥我不知变通，质问我是否把端亲王当成真正的主子！她痛恨的非公使被杀，而是未得她准许之实。我与太后相识，已逾五十载。我们自幼亲密，两家也是世交，我常陪她去市集玩耍。谁能料想她日后贵为一国之后，谁能料想我效力身侧？”（荣禄的神情半是忧伤半是满足，一个回首前尘的老人。自然，我没有问他那个问题；但许多人都知道，她曾和他有过婚约，只是命运难测，道光驾崩后，皇后于1854年，选她入了宫。）
不了解北京（人们现在叫“老北京”）风俗的人听到荣禄回忆与太后的两小无猜，如何常陪她赶集，如何一同骑马或步行去集市，一定会备感诧异。其实在当地并不出奇，当时全国都听过一个说法：北京城三宗宝，马不踢狗不咬，二八姑娘满街跑。其他城市现在或过去比北京人口密集，但满族统治把京城从明朝经年累月的旧俗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前，女子只能足不出户，恪守家规。
荣禄告诉我，1856年她生了太子之后，被咸丰封为“懿妃”，特许回娘家省亲；他也被邀在男男女女的亲戚中迎接。作者注：这一节被我的敌人布兰德从《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删去了，他根本无权改动我的手稿。他认为自己是比我了不起的作家，但即使这样（未必是事实）他也无权略去这个这么重要的情节，或者不顾原文而改动我的翻译。那是一个冬日，她新承隆恩，乘着御赐的黄顶轿子，但必须在日落之前赶回紫禁城。他清楚记得，她是多么渴望再见到亲人的脸，多么热爱回忆远去的时光。可以想象，面对从前的爱人，谈起自己新婚燕尔，那情那景，心碎何如。她对身边之人的问题源源不断，弟弟们的学业怎样，旧家人的境况如何，与每个人交谈。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著名章节：元妃最后一次省亲的场景。
“私以为，”荣禄道，“西方各国在要求惩办查处之时，自有其谬。对拳党首脑或逼死，或流放（就好像三十余年之后的国际联盟所发出的制裁，现今已不存在），就事件本身而言，此次作乱的发起者、‘头等角色’，不但连名字都未有提及，反而被视为国中不可或缺之人。此实法理不容［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当此之时便毫无犹豫，喊出‘绞死国王’这样最冷血的口号］。你们洋人政府也漏了许多小角色，比如我友、总管太监李莲英，他是力挺拳民的。他对老佛爷的影响不亚于我，我居宫外，他时刻服侍身前，更便利一些。”
“您怎么看待毓贤和他的剿杀？”
荣禄大人（7）
“是了，”大学士道，“我猜到你会有此一问；你指的是毓贤上书请求将山西洋人杀得鸡犬不留、老佛爷准奏之事。我可将老佛爷八月中（公历9月）到山西，与山西巡抚毓贤的谈话重述一遍。我当时在场，记得每一句话：
“太后：‘汝在山西诛杀洋人，连孩童也无幸免。可知西方人称之为残忍屠杀，责难于我？’
“毓贤：‘我奉太后懿旨办事，今日在衙门校场杀得三十余洋鬼子，您也是銮驾亲临的。还有在山西另一地方，杀了个待产的洋妇，一支铁棒捅进了她的阴户（希望是立时毙命，少受痛楚）。’
“太后：‘如此兽性，天人共愤！我从未允许你对妇孺大开杀戒。你也太妄为了。’
“毓贤：‘涣汗其大号（《易经》）。太后谕令既出，奴才奉旨行事。’
“太后：‘那也须见机行事。你这样后患无穷。现今棺材价格日高一日，可早作打算。’
“而毓贤未能领会话中深意，结果如你所知，落得身首异处。我向来反对他调任山西。李莲英收了四恒票庄支付的二十五万两白银，打点此事。”
“冒昧一问，阁下估计宫中太监每年的薪饷大约多少？”
“我猜纯入绝对逾五十万两，不含特别费用。已故的李鸿章大人任直隶总督时，年饷至少是其两倍；但切莫忘记他的责任更大，宫里不仅有上上下下的太监，更有最上头的人物（指慈禧）。”
“关于‘剿杀’的官文，按惯例，毓贤的奏折是应该加了红漆朱印，由朝中专人送还给他。汝有所不知，各省奏折均是批了‘已阅’的批文，有的还附了细致批复，再送还上奏人。但此次李莲英并未告知我和军机处的其他同僚，而是私下拿了老佛爷的亲笔批示，送与毓贤之婿济绶卿——”
“抱歉打断阁下，老景善在日记中提到他，这二人甚为厚密。”
“确是如此，”荣禄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