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风靡，男伶妓馆在京城大有盖过青楼女子之势……同性之恋存在于各个阶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为盛行。同性恋行为不但不受谴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恋追捧。Wu ：RoutledgeCurzon，2004。序00序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如此宽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同性恋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法理的双重迫害。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同性恋的发展几乎和西方完全隔绝，但如果将其看做同一亚文化下的两个分支，那就错了。
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始终与中国经典文化紧密相连。对同性之爱的描写要上溯到古代，在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中都有突出描写，例如《金瓶梅》，以及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小说《红楼梦》。
同爱，尤其是男同爱之风之所以能在中国兴盛，原因之一是不像西方一样涉及宗教亵渎。只要个中描写不超过孔孟之道所能承受的范围，则不会犯众怒。似乎社会标准也没有严格地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而那些同性恋者也并不将自己当成完全的同性恋。早期性学家、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在二十世纪早期游历中国时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
同性恋男子几乎都结婚。但他们从不纳妾，他们娶妻多是父母之命，之后也经常分居。他们中很少有充当女性角色的，大多是只具有很少的女性气质，或根本完全是阳刚气十足。Hirschfeld，Magnus。《远东的奇异性风俗》（Curious Sex Customs in the Far East），也有版本书名为《男人和女人》。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35。
确实，巴恪思的桂花也说到，他以后想成家，尽管对女子没有“性”趣。《DM》后面也有一段写太后亦认可同性恋关系，但提醒她的臣子“别忘了他们的妻室”。
偶尔也出台法令限制同性行乐，但这些规定大都是为了禁止同性强奸，或者限制皇亲国戚们在声色场上过分纵欲。这些法令几乎从来没有把同性恋定为道德败坏，连有违常理也没说过。清朝统治后期的几百年前，颁布了更多法律制裁狎男妓及优伶的官员，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对同性恋更加厌恶，反而说明北京的夜生活中同性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如何，很少有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法令。
同性之恋、男色之好最鼎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在北京城最为风行。其间的原因可以如此推断：北京在帝王时代是由男人统治。那些考了科举的书生从各地蜂拥到京城，盼望飞黄腾达，但常常举荐无门。一旦得到朝廷的擢升，他们会把妻子也接到京城。但这就算能实现，往往也需要多年的筹谋。于是大批年轻有才华的男子聚集在北京，无所事事地等候，性生活不能得到满足。就好像1921年一位传教士所写到的：
北京人口有811；556人。其中515；535（）为男性，296；021（）为女性。在某些警区，77％都是男子。这个数字足以表明，北京有怎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相当大一部分（）男子不超过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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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性恋问题，文章补充说：
有专为荒淫的满族贵人开设的男性妓院，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即被取缔了。Gamble； Sidney and Burgess； John Steward。 《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1。
不过，导致这种性苏醒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明朝末期，在新儒家思想家王阳明及其门生的影响下，文人对于性的态度变得更加解放。文学作品中尝试描写同性恋关系的内容在清朝开始流行。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文人梅庚就公然歌咏当时著名的伶人紫云，说他艳极无双，虽女子不如。
与中国文学中同性恋作品增加相伴随的，是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兴起：十八、十九世纪京剧的兴盛。从梅庚的诗句可以看出，文人和优伶的性关系不算新鲜，但随着京剧旦角的出现，这种描写达到了巅峰。旦角是京剧中饰演女性的男子，一般不超过20岁，是北京同性恋群体中的中心人物。他们在台前引得万千宠爱，在幕后常常为达官贵人提供专门的性服务。到十九世纪中期，男伶的受宠程度可以从作家黄均宰的描述中看出来：
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者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黄均宰（吴存存译），《金壶墨》，《笔记小说大观》（Vol 13）。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白天，达官显贵到有名的剧院听戏，晚上就去附近的饭店或妓院。当时的男妓馆叫做“私寓”，或“相公下处”，最初是旦角的共同寓所，由梨园主人看管，到后来演化为高级男子妓院。根据当时一位无名氏的记载，这些所在：
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无名氏（吴存存译），《燕京杂记》，《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台北：广业书社编国立北平研究院编，1969。
无疑《DM》第一章里描写的淑春堂就是这样的地方。巴恪思的描述中术语使用得非常地道，细节也都准确。入门必须有正式的引荐信，服务后才收费，这两条是男妓院与女子妓院重要的不同之处。所在地石头巷处在一个出名的烟花地的中心，距离全城最有名的剧院步行不到五分钟。所列出的各项服务的花销，与当时当红男伶的预计收入也很相符。
这些都不能证明，1898年巴恪思的确在淑春堂与载澜和桂花见面，甚至于不能证明淑春堂这个地方的确存在。他可以参考当时一本叫做《花谱》（“花”此处为妓女的讳称）的书，写当时的优伶以及他们所在的妓院，并按他们的才貌列出排名。书中避免提到巴恪思那样露骨的性描写，正如吴存存和马克·史蒂文逊所指出的那样，“（《花谱》）大多是私下印刷，秘密传播，但类似的文学册子在北京丰富的图书市场上还是可以找得到。”吴存存，马克·史蒂文逊。《谈花：十九世纪北京关于戏剧、公共艺术和同性恋的作品》（Speaking of flowers： Theatre； Public Culture； and Homoerotic Writing in NieenthCentury Beijing），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0春（Vol27， No。 1）； 129。因此，如果巴恪思对行内一无所知，要想找到这些私下传播的资料，也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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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对巴恪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可以得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的确和北京的同性恋精英有染。特雷弗…罗珀的传记中很少写到巴恪思在牛津的日子（1895年底），但也提供了少量信息。巴恪思在牛津和剑桥的同性恋圈子中，有个固定的性伴侣。他也迷恋戏剧，曾经包下剧院一整排的位置请他的朋友，给当红的女演员如艾伦·泰瑞（Ellen Terry）大送特送礼物。在这方面他挥金如土，特雷弗…罗珀在书中说到，他的债务累计高达两万二千英镑。
根据我们对巴恪思以及当时的北京的了解，斯人在斯地再合适不过。北京的同性恋文化与当时的伦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恰好符合了巴恪思的独特口味。他孜孜以求的两件事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一边与出色的同性恋文人相交，一边听戏。而且，在这里人人都出手阔绰，正是巴恪思在英国喜欢干的。假设他为梨园的名优赠送重礼，从中也能猜到他自己在类似淑春堂的地方也能得到丰厚的赏赐。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恪思就能与情人相会，像他所说那样共度“爱之夜”（nuits d’amour）。可以假设，也正如巴恪思所说那样，那些达官贵人有时会将各自的太监带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只被作为性伴侣。同样可能的是，宫中伺候太后的太监常常也会到那些所在去。精通中文、满语和蒙语（官话）的巴恪思在这样的地方必定大受欢迎，至少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他既然能以他的魅力谈吐令西方上流人士倾倒，同样也能得到中国官绅的爱慕。如果他真受宠了，也有机会，那么休·特雷弗…罗珀指责巴恪思既不了解形势又无政治依靠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仅仅从这本书第一章的前两页，我们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本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手稿，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内容呢？
《DM》第二章的开头，写的是1900年夏末，颐和园起初由俄国后来由意大利和英国军队保护。巴恪思称自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从颐和园中抢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幸免于损毁。是真是假？巴恪思说自己在几个可靠的满族人的帮助下，全力从宫中救出珍贵宝物。特雷弗…罗珀指出，事实上此时巴恪思正因为从园中偷运珠宝被俄军关押。不过这至少说明，他说自己在颐和园，这一节没错。
巴恪思还说，一回城他立刻就亲自安排将珍宝送回紫禁城。
特雷弗…罗珀1993年版的编后记中说，有证据表明，将珍宝返送回宫的实际上是一个叫杜伯雷（Noel du Boulay）的英军少校。宝物清单是按照朝代顺序仔细登记的，按照杜伯雷的说法，是 “在巴恪思先生的协助下”完成的。巴恪思把杜伯雷等人排除不计，将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这足以让特雷弗…罗珀将整桩事件忽略不计。但实际上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它意味着巴恪思在某种程度上为英国特遣军队工作，负责其与中国—满族社会之间的联络，很有可能协助将这些文物运回紫禁城。
那么他是否曾遇到太后并与她同床呢？这种说法大概更为牵强，但也是有可能的。
义和团运动中，太后下令屠杀外国人。1902年她回到北京后，还处在被制裁的高压下，因此急于修好。她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