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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诗经》某篇以此为名，据说是周人行经故国，见昔日之堂皇宫室尽已成废墟，生满黍稷，遂有人情世事无常之伤痛。
中国朝代兴亡倏忽，转眼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却正是于此种无常之中，体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将要出场，读者正在企盼、想象，作者却荡开一笔，写道：“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这几句所描述的惨状，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处的几十个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华逝去、尊荣不再，突然之间，读者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本章还有如此文字：“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的式样。”
明快灿烂的描写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此处的悲凉更加浓重。生死本是人之常情，而在与慈禧相关的大量的性事细节展开之前，作者即以黍离之悲笼罩全局，令所有的享乐、高潮都存在于“色即是空”的阴影之下。如此笔调，使作者自己从第一人称叙事的强烈的“在场感”之中抽离出来，既得近距离描摹之细致，亦使其间炎凉无处可遁。
本书中更有一些文字沧桑沉痛，即使完全没有语境，仍属杰出。
斯人去矣，如雪化无痕，而我总是希望，他仍在世间，不再拘于促狭之生、男妓之身与嫖客之癖，自由自在。或许，他会偶尔想起，曾有一个异国青年，与他缱绻如许。“虚空的虚空”：或者如荷马笔下的海伦所言：“并非尽是梦幻！”当灵魂化做肉体，与无可言喻的、无尽的、灵肉合一的狂喜融化在一起；如是种种，可能莫非蜃景与幻觉：灵魂受难、心愿成空，然而，毕竟也为浮生所系，纵是身化尘土，追思仍为之灿烂：“直至破晓，暗影飘逝”。（第一章）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第九章）
这些思绪、这些文字，出自母语是英语的西人之手，令人惊叹。由于语言、文化的隔膜，西人理解此中曲折，已属不易。本书作者能以西文表述此中堂奥，殊可赞赏。
这恰好也是一个极妙的隐喻。孔子早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有《DM》这样的作品出现，译者幸甚，读者幸甚。
——中文版译者王笑歌1
太后与我 第二部分
一个时代的开始（1）
001。
清政府于1900年8月15日离开京师。其后若干时日，颐和园由俄国军队控制。俄国人迅即退出京师。此种示好之举令太后非常满意，俄国人从中也有获益。颐和园随后为英、意军队所据。劫掠依然时有发生，如此丑行，正是白种人所谓文明的耻辱巴恪思的愤慨略嫌造作虚伪，因为1903年1月，在写给莫里斯的信中他声称：“多么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大肆获取皮草，就好像上次使馆被围之后一样！”。得可靠的满人之助，我帮忙把（大约总计六百件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制品、绘画、书法作品、景泰蓝、漆器、织锦和地毯，还有两万五千卷古籍转移到安全所在。该处并非我的住所，因为我太了解我那些假作殷勤的伪善同胞，他们多疑成性，惯于毁谤，我不想留下我的名字，徒遭非议。这些文物转移出颐和园之前，由古玩专家做了评估，作价五十万两白银；而这只是暂定之价。其中有一巨型玉器，刻工完美，可追溯至1420年，为太后“掌上明珠”。我略尽微薄之力，使此器失而复得，太后真可谓喜从天降。
朝廷于1902年正月初返京。是时，我与总管太监联络，欲亲自将太后的财物完璧归赵。此太监即手握大权的李莲英。在紫禁城宁寿宫门前，我正要把所有财物呈上，太后通过李莲英传话，恩准我改日觐见。乾隆1796年退位之后即居于宁寿宫，直至三年之后驾崩。时至今日，旧朝已去，故地已是新天，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那些曾经的禁地；而在彼时，若非太后接见外交官夫人，以博得她们的好感（她长于此道），或皇室女眷、太监、荣禄等宠臣，极少满人或汉人有幸入内。
太后安排我于五月的一个清晨觐见，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贺瑞斯，《颂诗》围观。
大学士荣禄亲向八旗军传令（彼时，内勤军还未成形，力量不足），特许我们的搬运长队入宫。队伍蜿蜒进入紫禁城东门，李莲英在此等候，为每一个包裹作上标记。我已呈上一份大略的“物品详单”；（除了太后自己之外）李莲英是最清楚这些财物明细的。不幸的是，个别（并不太多）物件已为俄国人或其中国翻译所窃。如此少见的运送队伍自然引来诸多瞩目；不过官方禁止媒体报道，只有日本人控制的《顺天时报》次日刊发“简讯”，错误地报道说，这些财物系朝廷下令，从热河行宫运来。天佑太后，所择之日正值外国诸人举行春季赛跑；而且，据我所知，即使是伦敦《泰晤士报》那个好管闲事又背信弃义的记者在本书写作期间，巴恪思是著名的澳洲旅游作者、记者莫里森的免费译者和信息提供者。后来，前者开始与莫里森在泰晤士报的对手布兰德共同写作，莫里森与其闹翻。随后，巴恪思被指为骗子，此人为首先发难者之一。也未嗅到此事，亦未了解我——他心目中的敌人，在此事中的作用几何。
我跟在队伍最后，准备了正阳门（前门）外一家钱庄的五百两银票（大约八十英镑）打点总管太监。他非常客气地在东门迎候。彼处一片混乱，场面极大，大约两百个搬运工挤挤挨挨，众多宫廷侍卫维持秩序，其长官负责交接。一名包工头以两百两银子雇佣了这些苦力，费用由太后慷慨解囊，业已支付给我，太后亦对众苦力多有赏赐。李莲英与我先行，进入大门，前行约三百码，到了太后禁宫之外。总管太监准我把马车停在紫禁城大门之内。意外的是，出宫之前，太后赐我尚书职衔，一品顶戴（顶珠系宝石，而非珊瑚），世袭二等爵，令人艳羡的两眼花翎，一套春秋朝服（明显尺寸偏小），一件貂皮袍配黄马甲，特许朝中骑马（我却从未享用这一特权），三英寸长二英寸宽的特制金牌，上书“皇太后特恩”，借此，只要太后的鸾驾在，我即可随时进宫（紫禁城和颐和园），另有一件28盎司的金如意，精选的若干书籍（现在存于欧洲的一个博物馆即牛津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作者在此多有捐赠。），太后手绘的一幅画，叶赫那拉氏历史的手稿；最后，太后还赐予我的后人五品官衔，这也令人垂涎，它与五品顶戴殊为不同，后者无甚特权。
一个时代的开始（2）
总管太监的手下忙碌着打开各个箱子。禀告太后之前，李莲英先行将我引入其个人住处。身为太后面前红人、却可能是国中最为人痛恨者，李莲英给我的印象尚佳；他的外貌决不算是英俊，而是像其他太监一样肌肉松弛、满是皱纹：对我而言，这张脸相当不错，也许与他的名声并不相符。他说话是阉伶般的假音，言谈间略带口音，并非纯正的京腔。我询问年龄，他说是五十三。他非常简单地穿着无衬里的春袍摹本，黑缎子，非常深的紫色轻便马甲。他并无官阶，与明朝及之前朝代不同，本朝太监向无官职。
论及拳民，他坦承相信他们的神功，他认为，义和团之败，全在其“神圣”的使命（大概即指残杀外国魔鬼）为肮脏的物欲取代。此次运动，以及令太后与他本人颠沛不堪的陕西逃亡，还算有些好处：化外“蛮夷”之国至少承认了太后的摄政统治，并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她非常期盼收到你归还的失物，”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太后宽宏雅量而知恩图报。欧美尽是烧杀抢掠之徒，而你是良善之士，如同泥中莲花，又如破晓晨星般稀少。另外，你等官员礼仪拘谨，实属少见。你定然难以置信，外国使团被接见之时，公使们（除了日本和俄国公使）竟然无人向宫廷诸人给付例钱。他们如此失礼，或可以官方接见为由开脱；然而，外国使团的女眷被邀至此赴‘午宴’，亦无人付例钱，这又该如何解释？十个国家受邀，我至少应从每个国家得到一千两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