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于是，她决定在希格玛大厦召开追悼会。那一天，她义愤填膺地率领属下雇员控诉“美帝”罪行的时候，李开复和张湘辉这两位兼有华人血统和美国公司主管双重身份的人，全都未到现场。她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把她的鼓动人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这一边，吴士宏的义愤在会场上激起的议论仍未平息，大家都是为了悼念烈士而来，可是有人渐渐觉得话题似乎离开了追悼会的主旨，其中310一人当场说：“我觉得她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悼念，也是为了她的‘本地化’。她是想让罗迈克知道，他不了解中国人，不能管理中国人。”这种议论不一定真的符合吴士宏本人的意志，但却不能说完全属于“空穴来风”。此中关节，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提到。
刘文印成为微软雇员还只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对吴士宏的“本地化”方针，以及这个方针在公司内引发的种种纠葛，自然无从了解。他在1999年夏天对于“美帝罪恶”的愤怒并不次于吴士宏，但却没有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在微软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为难。”他说。他倒没有“过街老鼠”的感觉，但却“有一种夹在中间的感觉”。不过，他总算还能找到如下理由为自己排解：“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替美国人做事，就不能表达我的感情；第二，我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人也有好处。一个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毕竟是两回事。”这样看来，若说我们的人民当中积蕴着一种民族感情，的确不假，但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对于美国人，中国青年充其量也只是抱着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并没有一种势不两立同仇敌忾的情绪。
311大而化之地看眼前情形，又可以发现，微软所谓“脑力激荡”的文化一旦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多少会增加一些五彩缤纷的复杂内容：你尽可以不问政治只走你的“白专道路”，但却不能保证政治必定不来找你的麻烦，有如吴士宏之“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和刘文印之“夹在中间的感觉”。
分享思想的火花“科索沃事件”以及北京的“反美风潮”发生之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国际商用机器、惠普、卡西欧、英特尔……差不多都把自己藏起来。虽然还没有仓皇逃亡，但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有希格玛大厦不同。微软精神中“我行我素”的那一部分，这时候格外引人注目。六层一如既往地讨论“维纳斯计划”。在第五层，李开复照样在记者面前大谈自己的科研方向，研究员们照样展开他们的“脑力激荡”，工程师照样写他们的程序，尚笑莉也照样为“21世纪的计算”大会忙里忙外。
《微电脑世界》的主编熊伟很快发现这种情况，就在自己的刊物上写道：“微软照旧做它愿意做的事。”
张宏江直到5月份才在希格玛大厦正式上班。所以，312他领导的小组是6个研究小组当中启动最晚的一个。如前所述，这时候正是我们国家反美情绪风起云涌的时候，张宏江却是熊伟说的那种“做他愿意做的事”的人。
最初两个星期，他也沉默。到第三个星期，他说他要向研究员们作一个报告，告诉大家他过去做过什么，到这里来打算做什么。这情形与沈向洋的做法不谋而合，又有些像美国大学的教授招揽学生。他说，他的专长是“对多媒体信息内容的理解、检索和浏览”。今后仍将继续这个领域的研究。他的目标是要让人们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设备，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
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带宽、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语言，都不会感觉到任何障碍。他所说的这个领域，也就是李开复在“科研的方向”里面说的“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所开拓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凌小宁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
当张宏江加盟研究院的时候，李开复以如下方式向一群记者介绍张的成就：313“大家都看过《倚天屠龙记》，那里面谁最厉害？”
“张无忌。”
“张无忌最崇拜的人是谁？”
“张三丰。”
“为什么？”
“……”
“因为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开山鼻祖。现在，我们微软中国研究院虽然有很多世界级的专家，但只有张宏江博士才称得上是开山鼻祖。”平心而论，“开山鼻祖”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张宏江并非多媒体检索领域的惟一开创者，在他之前，已有人在这里做了不少事，只是全都不能达到他的水平。
当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图像检索”方面走在张宏江的前面，但张在“视频检索”方面则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视频”与“图像”的区别，有如电视和照片。“视频”是运动着的“图像”，所以，张宏江的研究明显地具有更高的难度以及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他在90年代初期发表的那篇论文，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1995年他的314律师劝他了解一下自己的文章被什么人引用过，他上网一查，吃惊地发现，竟有50多人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他的思想。这些论文中有很多超过了他，但研究的框架还是从他那里来的。实际上，直到今天，走进这个领域的人还会阅读和引用他的论文。
张宏江讲了90分钟，一边讲一边放幻灯片，把他心里想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大家都在下面听，李开复也在听。李开复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一直没有问张宏江在想什么，他仍然信奉着自己的原则：对值得信任的人，不用问他干什么。现在，他从心里赞赏张宏江的想法。会议结束的时候，李开复说，张提出的研究构架非常精彩但却过于庞大，还建议张把自己的题目分出一部分给别的小组去做。张宏江没有表示异议，但他更希望为自己的小组找到更多的人。李开复这时候显示了他在管理方面的刚硬的一面，他对张宏江说，“不要太自私了，你不能把人都要走。”张宏江后来说，他就是从这一天起，发现李开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式的经理”。他能判断你讲的和做的是否有道理。如果你对，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你的意见。但他如果觉得你错了，就会向你挑战，315而且会非常不客气。
其实，李开复这时候心里想的，不仅仅是“对”与“错”，他还想着一个时间表。他在半年以后有一次谈到自己当日的动机。“在中国做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时间和目标。”他说，“我们第一步是在中国政府面前给我们的形象定位，第二步是在学生面前给我们的形象定位。再下一步，我们的问题是：得到微软总部的认可，然后得到比尔的认可。”所以，他在心里已经把6月28日当作一个时间目标。那一天，美国和英国那一边，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还有总部的老板们，都要来参加计划中的“21世纪的计算”大会。他需要加快研究的进度，把事情做出来，有足够的成绩证明研究院的方向正确，能力也超过一般人的想像。
刚刚进入6月，他就对大家说：“6月啦。你们不要给我们丢脸。”中国超过40岁的人，记忆中有一件事情特别清楚，那就是60年代流行在中国的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那时候，人们觉得“21世纪”是一个那么遥远的时316代。但现在，也即1999年6月28日，这些计算机科学家谈论的“21世纪”，其实也就是6个月再加上3天以后的事情。当初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李开复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将成为5年后的主流”时所指的那个时代，看上去还要更远一些呢。
事情果如尚笑莉所料，“科索沃事变”造成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到了6月下旬，乌云已经散去，几十位计算机科学家从美国和英国进入中国，与更多的中国科学家汇聚在北京城北的国际会议中心。其中有两位“图灵奖”的获得者：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他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罗）杰．瑞*迪教授，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微软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有艾德沃尔德．拉苏斯卡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与电子系主任；有安迪．戴姆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有理查德．纽顿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有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有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和副院长杰克．巴317利斯博士；有微软剑桥研究院的院长罗杰．尼德哈姆博士和副院长戴瑞克．姆卡勒博士；有黄学东博士，他是微软公司高级研究员；有舒伟都博士，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这一边，则有潘云鹤教授，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有清华大学的张钹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有迟惠生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有高文教授，他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中央研究院院长；有马颂德教授，他是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还有香港大学的顾钧教授。
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两千人的会议大厅差不多都坐满了。会场灯光很暗，大多数听众依靠耳机里面的同声翻译聆听演讲者的声音。会议的主题叫做“21世纪的计算”，还有一个副题是“中美顶级计算机科学家高峰对话”。既定的话题，看上去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气息，不分国界，不分信仰：信息技术在21世纪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318我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