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尔和我，已经不再记得我们在微软曾经拥有的岁月。当我们更兴奋更乐观地面对这个公司和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我们充满激情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的时候，当我们和信心百倍的同仁们并肩工作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地和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共同走上新的旅程。
按照微软的计划，这一“在线服务系统”将在2001年推出。尽管这个公司在过去的岁月中总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野心和超越常人的力量，但这一次的情形看上去有些不一样。毫无疑问，它将在短时间内推出一些属于“微软网”的产品，但几个新产品仍不能代表整个方向626的转移。新战略迫使微软必须改变的东西太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确信，“维纳斯”远非比尔．盖茨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他的辞去首席执行官，也根本不是让自己“成为象征性人物”。事实更像王选所说，“盖茨退了一小步，微软前进了一大步”。不错，所有的人都相信微软终将被人取代，就连比尔．盖茨本人也这样说，但是，他的几个月来的行动表明，在他内心深处的念头原来如此：取代微软的将不是别人，正是微软自己。当旧“视窗”领衔的个人电脑时代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个新的“微软网”也许真的会出现在网络时代。
中国人未来的希望“未来”这个概念，有时候没有什么特殊意味，有时候可就意义深远。在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预测什么将“结束”、什么将“开始”的风尚流行于全世界，中国人自不例外。2000年春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三立写道：“‘后PC时代’是中国出比尔．盖茨的时代。”这话有意无意间宣布了比尔．盖茨时代的结束。
李三立教授没有说中国的“比尔．盖茨”在哪里，但从这话的逻辑来看，他至少把比尔．盖茨当成了一个时代627的代表。
还有些中国人可不这样想。《北京青年报》上正在开展一个讨论：比尔和保尔，谁是大英雄？“比尔”就是“比尔．盖茨”。“保尔”则是“保尔．柯察金”，一本苏联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名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身残志坚的苏联青年，以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为蓝本，写成这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雄壮而又哀婉，感人肺腑，保尔也就影响了我们国家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两代人。
今天40岁以上的受过教育的人，每10个中就有8个能够知道保尔的这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年华虚度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但40岁以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每10个就有8个知道比尔的那段名言：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办公桌628上和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使未来的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习，让人们能像与人交流一样与计算机自然地进行交流。
现在到了2000年，尽管比尔．盖茨遇到麻烦，其“世界首富”的地位也在动摇，但在中国，一项以经济类报刊读者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还是有70％以上的人认定，比尔是他们最喜爱的外国企业家。不过，各种半官方半民间的活动，是以“保尔”为中心的。电视里正在播放新拍摄的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被遗忘了20年的英雄，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一个语文教师在自己的班会上做出统计：41个学生认为比尔和保尔都是英雄；9人认为保尔是英雄；38人认为比尔是英雄。这些人都是中学生。在年龄更大些的人中，分歧更大。李虹说：“真正的英雄，不仅仅是成就大业者，还应该符合最高的道义标准。盖茨成就的事业无论如何巨大，在道义上则远远不及保尔。”陈嘉渊显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盖茨的钱和胡长清（胡是原江西省副省长，因巨额受贿罪被判死刑）的钱不一样。他对于世界的影响已远629远超出了物质的层面。他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处世方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房宁却认定，比尔和保尔根本是不可比较的。“将这两人做比较，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其情景有如侯宝林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
4月25日，就在“保尔”和“比尔”此起彼伏不相上下的时候，一个很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21世纪的计算：进入网络时代”，在北京和上海如期召开。这是1999年6月“21世纪的计算”会议的继续，主办者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批世界顶级的计算机科学家应邀前来，包括“图灵奖”获得者吉姆．格雷，他也是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计算机协会院士、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世界上第一台激光打印机的发明者盖瑞．斯塔克伟泽，他在一种完全孤寂的状态中持续奋斗10年，终有大成。那时候周围的人都说，“惟一适合盖瑞的地方就是疯人院”，而现在他在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还有里克．雷斯特，他是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还是计算机科学网络执行630委员会的会员、美国计算机协会系统奖励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但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他的最著名的“头衔”是“疯狂的天才”。还有微软的高级研究员琳塞．维丽亚姆丝博士、约翰．波拉特博士、玛利．克塞维斯卡博士和艾利克．赫维茨博士。这些人和一大群中国人坐在一起，把“网络时代的计算技术何去何从”一类的话题，说了整整一天，把京城很多一心关注“保尔和比尔谁是英雄”
的记者们，也吸引过来了。
“进入网络时代”这样一个命题，为当今全世界所关注。在2000年4月25日，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舆论中的一个热点，也就表明，今天我们国家某些最重要的话题，已经同世界没有分别。然则从本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评说仍然流于空泛，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群杰出的中国青年，究竟是怎样获得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
如果他们脱离眼前的环境，是否能一如既往地大展宏图？对于第一个问题，读者看到这里，即已能够得到答案。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仍然不能作出确凿无疑的回答。所能知道的只有，我们的国家中，存在着一股把希格玛大厦的环境拓展出去的冲动，这冲动的力量不仅来631自世界潮流，更来自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内心。
我们经过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希格玛大厦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其完美无瑕，而在于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细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了解环境对于人的智慧和热情所能有的激励作用。没有这样一个例证，我们无法揣测这激励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还会以国家和民族的特色为由，拒绝融入世界潮流。即使是对于比尔．盖茨这样纯粹西方式的历险者和成功者，以及微软这样纯粹美国化的公司，也因为有了希格玛大厦中的这一群中国人，才使我们得到一次从最近距离去观察和理解的机会。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忘记，李开复和他的伙伴们既然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其个人行动也就无法全凭西方文化的简洁或者东方文化的曲折，其机构的发展和健全，既会得到中国内部的种种推动，也必会受到种种牵制，又难免为形形色色个性化的情感所左右。这一点，在1999年12月8日晚上北京大学电教楼的大厅中，已有明显征兆。
当晚6点20分，暮色苍茫，寒风瑟瑟。李开复驱车632从西门进入这个百年老校。沿“五四路”缓缓东进，路上行人与自行车交织而成的潮流，一起向电教楼涌去。
学生们慕名而来，却没有人注意到身边的来客就是他们要见的李开复。楼前无人迎接，李开复也没有吃晚饭，虽然他素好美食，但他到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经常是空着肚子上台的。此刻他一手提着自己的便携式电脑，随着学生走进楼中。楼内没有暖气，他身着单西服，禁不住有些冷，但大厅里拥挤着的学生让他感到温暖。他的演讲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又在学生重重包围中站了一个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也为学生签名。直到晚上10点，主持者不断要求学生离开，请他去吃饭。但李开复说：“我不要吃饭，我要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的场面，李开复在中国国内各个大学演讲的时候，总会遇到。他每一次都会极其认真地对待。大多数名人在这种时候都很认真，但似乎只有李开复一人，把这种时刻看作是相互交流和理解的机会，所以他才会对学生倾诉自己内心的情感，令在场所有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坦率。
“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界限的科学家。”尚笑莉有一次这样评价李开复，“过去，我们一直在说‘赤子之心’，633可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但是有一次，我在他的身上，突然就看到了，让我特别感动。”那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像在北大的这次一样，也是座无虚席，学生们也是围着他不让离去。学校给他安排了晚饭，李开复也是坚持说，他不要去吃饭，要回答学生的问题。这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回到中国工作，忽然就触动了他的那种情感。他说：我从小就一直牢记父母亲的教诲：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我希望，当我年老体弱时，回首往事，我会很自豪，我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想起我，会说，李开复曾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这样，我就会觉得没有虚度这一生。
他的话音平静从容，脸上由于激动容光焕发。学生们中间爆发出掌声。尚笑莉说，她当时感觉他是在朗诵一首诗，接着又在心里喊起来：“哎呀！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她说，“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能够感觉他心里有这句话。”清华的学生后来讲，他们都是些慵懒、傲气的人，很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