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
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
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
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
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
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他关
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
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
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
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
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
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
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
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
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
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
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
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
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
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
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
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
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
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
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
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
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
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
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
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
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
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
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
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
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
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
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
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
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
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
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
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
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
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
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
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
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
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
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
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
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
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
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
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
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
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
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
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
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
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
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
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
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
离开去。在柯尔伯特＇4＇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
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
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
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
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
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
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
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
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
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
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
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
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
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
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
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
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
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
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
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
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
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
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
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
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