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年……”
那是并不是父亲的叛徒父亲谭纪年，在牛奶场白色板壁屋里的雕花木床上，沐浴着窗户顶端射进来的皎洁月光，抚摩着他母亲光洁浑圆的肚子，抱头痛哭时……给他取下的名字，这个魔鬼影子般的名字，实在说，从小到大，他都十分讨厌，从来没有认真答应过外人一声。只有母亲除外，一听到母亲叫他这个名字，他的苦瓜脸上，才稍许露出一回笑容。
“嗯，哎。”
他简单地咕一声，算是对母亲问话的回答，随即又变得沉默。和母亲一样，他也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母亲被批斗、屈辱、气晕、饥饿，他也多次差点死去。小小年纪就一次次拥抱死神。母亲“镇反”时被关进县上监狱，他被送往县城一个并不热络的亲戚家里。房屋靠近江边。他曾在晚霞中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寻找、奔跑。那时，他不满四岁。那是大热天。亲戚不知他怎么从江边的鱼网丛中，泥猴一样钻出来，挥甩着石蛋子，沿着宽阔的沙滩奔跑。石蛋子在他手中，像一颗颗子弹投向汹涌的江水。他喊着用“子弹”打死可恶的叛徒，还有他不知道怎样可恶的母亲。晚风吹来，波浪卷起沙滩，涌到了他的脚边。他一点感觉不到，泥乎乎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往远处的江面上扔石蛋子，全不顾天上的乌云滚滚压下来，江水卷来的滔滔巨浪。把他救上岸来的那个人，正是在江边“闲逛”、渔翁打扮的独眼龙。不仅仅从那一刻起，独眼龙就是她母子俩身后的影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游荡于大江上的独眼龙，出没江波，没有把他作为反革命镇压，已属侥幸。那时，他还没有往她们家送小黄花鱼。神秘的独眼龙，是靠山，也是大树，为什么暗暗跟踪什么似的，一个个重要关头，呵护着风雨飘摇中的母子俩，并了解她们的特殊遭遇？当然，不能说是遭遇，那是叛徒家属生活的必然。独眼龙不仅救了叛徒的儿子，他还到县城监狱去，给他母亲送饭。不是送黄花鱼，而送他家养的老母鸡。这事我们现在想来也充满温情，但在那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蠢事。摸黑送去的饭和铜罐熬的老母鸡汤，都被守监的士兵缴了去，作为独眼龙同情叛徒妻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力证据，扔进喂猪的潲水桶。独眼龙也因此受到了当时江边小镇干部们的严厉盘查。那夜，独眼龙从江边水中救起孩子，送回她们亲戚家安顿好。他想给监狱看守所里的娅雯送饭的愿望。却没有实现。当地的传说很离奇，独眼龙是老牌特务，台湾回来化装成船夫，收集情报、暗地破坏。从那次受到严格盘查之后的许多年，江边县城上下一带宽阔的水域上，没有出现过独眼龙驾船出没烟波的身影。当时风传他的独眼，是在淮海战场上被解放军的炮弹给打瞎的，而且，独眼龙还是舞文弄墨的人物。他为躲避新兴红色政权的抓捕，曾逃跑到深山穷乡，去做私塾老师。不知永年自小读过什么书？老家祠堂旁的月亮湾里，娅雯父亲梅绍武开办的私人小学校，已经充公。那时，小学校里都是上级派来的公办老师。当年他们那座椅子形山岭上，的确出现过一位私塾老师，是国民党逃跑回来的军医官。娅雯在自然灾害前，曾把她儿子送进这个小学校。可上面来的小学校长，按照政策不能收这个叛徒儿子做学生。那天上午，母子俩和往常一样，换上崭新亮色的衣装，背着书包，穿着青布鞋，跨进两旁蹲了石狮子的小学校大门。三十出头的寡妇，当然有丰韵。和她儿子一样，眼睛亮亮的，乌黑的盘发，别了一个玉兰色发夹。只要看到母亲往头上别玉兰色发夹，他家后面悬崖上那丛红梅花，必然正在盛开。那时，母亲会看红梅花在冬日的阳光下闪耀，或者，土墙的屋脊顶上，会直透下来一束皎洁的月光。他也在母亲的目光和皎洁的月光中，渐渐长到正该读书的年龄。可是，那天，他们失望地从自家过去开办的小学校回来，母亲眼里隐隐含泪。从此，她开始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上课，讲故事。那时，孩子眼里的母亲，坐在火塘边木桌前垫了草垫的石墩上，黑衣黑裤黑头发，细白的脸，被木炭火映得红红的，一缕秀发飘下来，随着火势，轻轻飞扬……给他讲述孟姜女、嫦蛾、二十四个望娘滩。那时，他认为母亲就是孟姜女、嫦蛾，是望娘滩上美丽女性的化身。母亲还给他讲加减乘除，讲共产党，天安门，人民领袖红太阳。所以，永年的文化程度实在不好说，记忆中的他，从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母亲是他最好的老师。这个最好老师身上和心中，背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村人们的记忆中，曾做过国民党军医官的私塾老师，对他的成长也发生过影响。那个军医官，根本不像一个老师，当然他不是独眼龙，而是一个胖胖的脸膛红润的老人。白发稀疏，眉毛很长，眼神混浊，那是他故意伪装的。望着窗外的农田，老人给他讲古老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也讲青天白日，蒋总统，红旗国旗，五角星，天安门，还讲“镇反”、“大跃进”和“四清”，那也是他们共同走过的历史烟云。私塾老师早已死去。生前，整个村子结婚丧事的红黑对联挽联，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字，写得又大又胖还很有力气。可是，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死。原因是他给孩子们讲过青天白日和蒋总统，至于他讲的五星红旗红太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打死的时候，他的阔脸盘上还抹着墨，紫黑的脖子上挂了几支墨水瓶，还吊着一本红宝书。母亲和私塾老师，曾讨论过孩子的教育方法。那些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多读古典诗词。不知那时，母亲该曾叫他读过那本《史记》？从没经过学校教育的永年，成长为现在的一个著名私营企业家，并不是一个文盲，多缘于此。没受小学教育，“文革”跟随母亲逃荒，更没有读书。那时，不仅叛徒的儿子没有书读，村上那些穷苦村民的后代，也一个个在深山老林中玩扔石头蛋子，爬树梢掏麻雀窝，脱衣服裤子捉小蛋蛋玩耍。那当然还不是他们最艰难的日子。他和母亲一起外出流浪，捡垃圾，甚至当乞丐。他曾在大江边的水泥板中，翻找垃圾，差点被运送河沙的大卡车轧死，就在那个时候。
那是炎热的夏天。他和母亲临时住在大江边上的水泥板搭成的窝棚里，给县城一家餐馆送豆腐。江边的夜晚，特别潮湿燥热。很晚还不见儿子回来。焦急的母亲抱着装满黄豆的筲箕，准备到江边淘洗，沿着江岸的水泥板丛中，一路寻找，边走边喊。她穿过黑糊糊的低矮的工棚。工棚前面歇凉的水泥工人，向她开着露骨的玩笑。说她儿子已经乘着木船找他老汉去了。究竟找叛徒老汉，还是独眼龙老汉，只有你这个漂亮风骚的寡妇，才说得清楚。要不，你过来让我们这些革命群众，都摸摸你的鼓圆的奶子，那我们就一起帮你找儿子去。母亲哪有心思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开玩笑？而且，她根本就不觉得那是什么玩笑，那是一把把投向她顽强而脆弱生命的尖刀。站在批斗台上，狠狠捏她抓她肩头、手臂、胸脯和裤腿的男性专政群众，大有人在。当初，一九四七年，梅花山上的那颗红色的精灵，而今，抱着盛满黄豆的筲箕，在江边大热天的夜晚里，穿来插去的尖刀丛中往前走，走到空无一人的堆放水泥板的宽阔地带，望大江浩荡，远山隐隐，古塔幽幽，滚滚江流之上，一轮晶亮的弯月高挂空中，如此美景之上，她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脑袋空茫，用她那特有的细细的带着歌唱的甜美嗓音，喊着儿子的名字：
“永年，豆儿，我苦命的豆儿，永年哩……”
已被大卡车扎伤了腿脚的儿子，在一丛水泥板中，发出一声细小而痛苦的回音。母亲放了筲箕奔过去，慌乱地到处寻找，终于在水泥板丛中，找到了蜷缩的儿子。还好，身上没有大伤，只是大卡车翻倒水泥板的声音，把他震昏在地，有根钢钎扎伤了他的腿。工棚里有工人说，他就是为了到那里去偷钢筋。母子俩在大江边终于见面。还是那个独眼龙船夫，从天而降，把他抱进医院里去包扎伤口。那一次死里逃生，给她父亲腿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疤。母子俩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母亲给餐馆做豆腐，积攒下来零星小钱，完全用来给他治疗腿伤还不够。好在那个时候，动荡年月快要结束。独眼龙给水泥厂开船运水泥河沙。独眼龙的船，开得又快又好。那时她祖母又和独眼龙相见，独眼龙也拿出积蓄给她的孩子治病。他们在医院出现的场景，被正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革命干部发现，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她祖母和独眼龙的情感经历，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祖母和独眼龙之间，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连公安机关也没有调查清楚。
那是一九七×年，全国开展大力整顿，各行各业突飞猛进，也没有人再来清查他们的历史问题。就在永年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那个炎热的上午，两个戴白色圆盘帽的公安人员，进入医院，把他母亲带走了。公安人员告诉她母亲，独眼龙的反革命问题已经查清。独眼龙再次逃跑，已被抓住关进监狱。正告她母子俩，必须立即送回当地乡下政府去监督改造。但她儿子的腿伤，还没有痊愈，公安机关用吉普车把他们母子俩送回了大江南岸崇山峻岭中椅子形山岭上的老家。悬崖下他们过去住过的茅草棚，已经破败。生产队革委领导小组，遵照公安机关指示，把她们安顿在停了学的已经破败的小学校教室里。山中天气炎热，教室蚊蝇营营。母子俩真不知道怎样在破教室里生活下去。当地革委组还派了民兵监视他们的行动。也许，老天总不会把人逼上绝路。正当她们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不知哪个上级部门又传下话来，要好好安顿他们母子俩的生活。村上很快把他们悬崖边的茅草棚搭起来，还配给他们半口袋小麦和几串玉米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