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报纸，都是根据你的职位定的。这就是计划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也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是怎样一种制度呢？可以叫做产权经济。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钱说了算。过去是权说了算，现在是钱说了算，钱说了算就是有钱你就可以享受，不需要当部级干部，但是你可以坐上和部级干部一样好的小轿车，你也可以住上和部级干部一样好的房子。你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坐软卧，只要你有钱。这就是它与计划经济最大的区别。
这使我想到司马迁2000多年前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边的一句话，可以说准确地反映了我们今天的变化。他的原话就是：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就是说，有一千金的人家，可以过像诸侯一样的生活；有一万金的人家，可以过和国王、皇帝一样的生活。这就是这30年来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知道好多人对这个变化还是不太满意的，不太满意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基于权力的差距，不习惯没有权力基础的货币收入差距。中国人历来对权力是尊重的，但“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有权的人可以坐小轿车，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行，有权的人可以装电话，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能装，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因为人家是局级干部，人家是处级干部。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9）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原来跟我们一块长大的人，突然之间住得比我们好，穿得比我们好，心里可能就不太舒服，这是很自然的。在计划经济下，假如我出差坐在一个软卧包厢里边，有四个人，另外三个人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们和我的级别是相当的，都是局级以上的干部，然后我们就很轻松地一块聊聊天，就互相认识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变了，我是一个局级干部，进入软卧车厢以后，一看对面坐着的是个个体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怎么这样的人都可以坐到软卧包厢里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当然不仅干部不适应，我们老百姓甚至也不适应。原来我们看到那些有特权的人享受特权我们没有提出多少异议，但是看到有钱人现在享受这些，心里会非常不舒服。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知道观念也在变化。
重要的是我们看这两种制度—职权经济和产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职权经济下，人们也竞争，政府官员要熬一个位置，从科员到科长、处长，从处级干部提到一个副局，副局再提到正局级，正局级再到副部级等等，这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充满激烈的竞争。但是他们竞争不创造财富，因为谁能够得到提升，经常不取决于那个人的能力有多高，为社会带来多大的价值，而是依赖于那个人能够掌控别人的手段有多少，如果你有打击别人的能力，那你就可以得到提升。比如说，你认识位置更高的一个人，他打声招呼你就可能提升了，我不认识他，比你干得再好我都提升不了，所以这种竞争不是创造财富的竞争，甚至可以叫做毁灭财富的竞争。大家互相伤害，我看你干得好可能被提拔，于是我写一封匿名信，诬告你有问题。贴个邮票8分钱就把你干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下那么忙活，但是人们的生活几十年都没有改善。
改革后我们走向产权经济，一个农民要比别人过更好的生活，可以去当个体户，可以搞长途贩运，不论做什么，一定要满足别人的需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傻子瓜子年广久，他就是炒瓜子的，他变富有了。一个炒瓜子的凭什么富有？无非就是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好处。你炒的瓜子大家喜欢吃你才能富有，你没有任何权力去强迫人家付钱给你，所以你变得富有的唯一办法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这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大的不一样。所以，同样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聪明才智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斗来斗去，互相伤害，并不创造价值，而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我们开始创造价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人要比别人过得更好，就要为社会作贡献，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10）
我前面提到企业家，中国人不是天生不具有企业家精神，而是在过去的制度下，中国人最大的兴趣是当官，从隋唐开始搞科举制度，政府官员地位是最高的，做生意地位是最低的，所谓士农工商，重农抑商，所有这些政策使得中国人不愿意去经商。所以这也是在过去200年，西方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最优秀的仍然想去政府，不去做生意，不是去创造价值，而是去分配价值，那这个国家怎么可以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大家想中国最聪明的人在什么地方？就两个地方，一个在政府当官，另一个就是在农村当农民。为什么农村有最聪明的人呢？是因为我们的户口制度，你出身农民，再聪明都没有机会当官，只能聚集在农村。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第一批企业家就是农民企业家，他原来当不了官，现在邓小平给了他自由，所以他变成了个体户，变成了万元户，就是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而致富。在政府当官的人，在80年代是看不起那些做生意的人的，因为那些人文化程度不高，尽管赚了钱。我当时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我的同事搞过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当时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排在最高位置，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排在倒数第一，他们虽然有钱，但政治上没地位，得不到大家尊重。
第二批企业家由政府官员转变而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一大批在政府的人员开始下海，他们为什么下海？有些人政治没前途了，有些人可能认识到发生变化了，原来只有政府官员才能享受的东西，现在不在政府不当官，做企业做生意也可以享受了，所以第二批企业家起来了。到了10年前网络经济的时候，一大批海归企业家回来了，像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都是在海外读了博士、硕士学位，回到中国办企业。这是第三批企业家。
中国过去30多年，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出身的企业家，以及海归和工程师转变而来的企业家，这三代企业家为中国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一代企业家我刚才讲了，我们看不起他们，我们不服气，他们跟我一块成长起来，我上过大学，他就是一个小学生，中学都没上，现在变得比我富有，所以我心里真的不服气。第二代企业家也有问题，因为他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人实际上是利用政府的特殊关系赚钱，形象也不是很好。第三代企业家形象好一点，为什么？他们留学回来，办企业拿的是外国人的钱，我没意见，做的高科技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对他们最尊重，所以他们的声誉最好。但是从历史来看，中国就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我也必须强调一点，并不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过去所有赚的钱都是因为给社会作了贡献的，有一些人是靠特权，或者是靠分配别人的财富来赚钱的。我们未来的改革要做的，就是能够建立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下任何人想要致富，前提必须是给别人创造价值，使别人变得幸福。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11）
回过头看，现在大家对社会上的收入分配有好多的争论，但是我想有一点大家应该承认，就是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机会均等，今天我们看到的好多我们叫富有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弱势群体”。当时如果不是弱势群体谁愿意当个体户呢？能进入政府、进入国有企业的人，谁会去当个体户？只有那时候的弱势群体，同时又有一定企业家素质的人才会当个体户，才会做生意，所以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垂直流动性变得更大了。我们知道现在仍然有好多政府部门享有很多特权，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30年，特权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当中，占的比重是在相对下降的，而没有任何特权的人也可以冒出来一些了，可以变得富有了，这就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未来究竟应该怎么办？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本来是不断地萎缩，民营企业越来越壮大了。但是在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国有企业占有大量的社会资产，利用这种资产和它们享有的特权，不断地压迫民营企业，好多民营企业被迫投降，投奔国有企业，由国有企业入股，最后变成一个准国有企业。
然后再看看我们其他方面的制度，像产权制度，计划经济下个人是没有财产权利的，我们改革以后好不容易开始建立财产制度，但是过去几年任意侵害私人财产权利的事情不断发生。政府不是按市场的规则去办，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而是按照强盗的逻辑，去整合产业。还有政府的价格控制，我们好不容易把好多商品的价格放开了，让市场自由决定，让供求决定，但我们现在看，过去几年，尤其是2010年以来，政府发改委管的价格越来越多，一家企业要提价要得到批准，发改委不断地找这些企业进行所谓约谈，劝告他们，实际上就是不准你提。如果按照这种趋势下去，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讲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的潜力究竟有多大。我认为中国的潜力本身还是很大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市场的规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曾算了一个数字，比较一下大陆各省与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和香港的经济规模是很有意思的。2000年时，广东是大陆最大的经济体，它的GDP是台湾的37％，但是2009年时，台湾却只有广东的67％，完全颠倒过来了，现在江苏、山东的GDP，都超过了台湾的GDP。再看香港，2000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