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311年洛阳沦陷,317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宁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369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麻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奔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数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团体也祀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十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的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美术化。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220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13、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25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向他禅位,有如220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15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3世纪之末至4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司马炎在位25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280年“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39郡之外,另有21“国”,盆置于今日之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290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MarieAntoi…te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277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