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手段来维护国管区的秩序治安。
军统局西北区初建时，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之下设立第三科，作为
掩护，进行工作，科长职务由西北区长兼任。这样，军统局西北区既可以与“剿总”
紧密配合，利用“剿总”和第三科的公开名义和职权，横行无忌，又可以保证特务
组织和特务人员身份的秘密。军统局规定：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必须绝对秘密，不
准出头露出。因为组织一经公开，身份被人发觉，那么目标显露，进行活动必然受
到严重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
第二条还是“秘密”，悬为严禁。军统局历来在各地方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人员的
确实身份，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就是军统下级特务人员也不完全明了军统局的组织
和特务人员彼此之间的正式身份，原因在此。
我于1935年10月在西安负责创建军统局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
第三科科长，其后又两次担任西北区长，前后达3 年之久。关于军统局自1935年冬
到1939年间在西北的重大阴谋破坏，凡我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均如实记录于下。
军统局在西北的主要特务布置
军统局从1932年起，就在陕甘两省开始了特务活动。起初派遣个别的特务通讯
员，然后发展到有组织的活动，陆续建立了特务小组。1934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站，
派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其活动范围为陕西全省，在绥德、洛川、汉中、安
康、潼关等地次第布置了特务小组。同时在兰州也设立了甘肃省站，派共产党叛徒
史铭担任站长，以策划甘肃境内的特务活动。1935年1O月，军统局西北区成立后，
就其组织规模的庞大，活动范围的广阔，都是军统局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陆续成
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
单就陕甘两省围绕陕甘宁边区而建立起来的固定的特务组织，就经常保持在20个单
位以上。此外，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及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
组，以及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
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无线电设备方面，
军统局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李秀夫为支台长。为了加速传递情
报，指挥特务活动，配属各地特务组织陆续建立起来的无线电分台，经常保持在20
——30座。至于其他不限于编制、非固定性质的种种布置，如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
派遣和企图建立潜伏组织，以及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所谓“策反破坏”的特侦站，
这里尚略而未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军统局西北区和它的主要特务组织都垮台了。1937年蒋
介石设立了军委会西安行营，军统局也随之恢复了西北区的建制，并在行营办公厅
之下设立第四科以为掩护。
1938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程潜力主任，于是军统局西北区又在
天水行营秘书处设立第三科做掩护。1941年后，军统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西北地区
的布置，把原西北区改为晋陕区，指挥陕西、山西两省的特务活动。同时在兰州另
行设立西北区，就近指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特务活动，与晋陕区紧密衔接，
以钳形包围形式，全力对付陕甘宁边区。1944年日本侵略军渡河南犯，军统局在河
南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了。军统局把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名义上指
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作筹划恢复的打算，唯一
的矛头是配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一步紧一步地继续进行阴谋破坏。
而为了适应胡宗南军事方面的要求，及时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
报，自从天水行营撤销之后，军统局晋陕区、北方区先后均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
长官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名义作掩护，室主任一职，由晋陕区或北方区区长
兼任。从1935—1940年，历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有张毅夫（即张严佛）、江雄风、
王天本、赵世瑞、李果湛、李人士等人，而以张毅夫在西安为最久。其后军统局晋
陕区、北方区的负责人则有王鸿骏、胡国振、文强、徐远举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
后，军统局地区一级的组织撤销，仍旧恢复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
挥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隐人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
和任何名义作掩护了。这是军统局根据长时期的实际活动经验，权衡利弊得失，经
过郑重考虑所采取的关键措施。任何地方都如此，西北各省也不例外。
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设两个股。第一股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
报，及时转报军统局和西安行营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特种会
报等有关方面，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第二股主办特
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西北区初成立
时，所有侦捕、暗杀任务，交给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长许忠五执行。侦缉队是一个藏
垢纳污的大杂烩，特务、流氓、地痞、恶霸、骗子、小偷，什么人都有，不容易确
保秘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
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
侦缉队分队长流氓特务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从此，
马志超在西安成为众矢之的，大为杨虎城及其左右所不满。1937年军统局西北区恢
复之后，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监视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及杨虎城旧部
等等重要任务，不再交侦缉队去执行，另设立一个专搞行动捕杀的秘密组织——特
务队，派西安站长兼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担任队长。迄1938年，李翰廷因为
兼职太多，辞去西安站长职务，在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的掩护下，专负侦捕、暗杀
的责任。同时，“特务队”这个名字刺耳朵，引人注意，为了遮掩秘密，我与西北
区股长丁敏之、李翰廷计议把特务队改名为直属组，仍由李翰廷担任组长，并加派
共产党叛徒、军统局有名的刽子手张春记任副组长，该组共有组员十几个人。直属
组设在西安莲湖公园附近，附设一个秘密禁闭室。直属组专搞逮捕、看守和暗杀，
不做情报。所在地不挂招牌，除组员之外，包括组员的家属和任何其他特务人员一
律不准到直属组去，完全与外界隔离，电话只许打出来，不准外边的人打电话进去。
1938年，八路军派驻西安负责人宣侠父从被监视到被暗杀，就是李翰廷指挥直属组
一手干的。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在西安后宰门七贤
庄1 号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伍云甫为处长，并派高一级负责人宣侠父常驻
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以及各方面联络。张毅夫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转报军
统局，得到指示：“关于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
为了有效地执行监视任务，张毅夫在西安新城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
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办法，
认为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
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经张毅夫、李翰延到后宰门围绕八
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借口加强警察岗哨，
保护居民，在后宰门广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相隔约200 公尺的地方，由
警察第一分局加设一个派出所，在办事处的前后门，加派两个固定的岗哨，实际就
是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固定监视哨。后宰门一带正是李翰廷负责的第一警察分局管辖
地区。当时西安警察局长杭毅不是军统分子，但警察局主要成员督察长舒翔、侦缉
队长许忠五、分局长李翰廷以及司法科长都是军统特务，杭毅也处处靠拢军统局，
看着军统局的颜色行事，实际上，该局完全为军统局西北区所控制运用。在后宰门
加设警察派出所原则确定后，立即得到杭毅批准，于是派出所就正式设立了。然后，
我与李翰廷决定派军统特务、警察第一分局巡官充当派出所长，其任务是对八路军
办事处固定监视，不作流动侦察。监视对象为办事处长伍云甫，中共西安最高负责
人宣侠父。办事处所有成员和从陕北来往西安的人，以及由西安运往陕北的军用品、
武器等等一此外，前往办事处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各色人等都是监视的对象。
军统局西北区对派出所规定了一种日报表。关于来往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服装、进
出和在办事处逗留的时间，运往陕北的军用品、武器的品名、数量、时间以及其他
一切现象，必须按照日报表所规定的项目填具，每日交由李翰廷转报西北区。如发
现有突出的现象，立即用电话报告。
从1937年门月起，派出所陆续报告西北区的情况主要内容有：赵寿山驻西安办
事处长杨晓初、杜斌丞常到办事处去。有一次日报表注明，杜斌丞坐黄包车来到办
事处门口，进入办事处一小时后才出来，伍云甫、宣侠父两人送到大门外，在杜斌
丞上了车之后才进去。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西安，住在办事处，
杜斌丞三天内到办事处去了两次。西安青年学生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经常进入办
事处。1938年春，张毅夫接到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