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出版社老板很快拿出了一份清单。我一看，吓了一跳，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
这是一份赔偿清单。里面列出了我要赔偿出版社前期的版式设计、排版和校对等费用。
这些工作我们不都做过吗？难道不算？
阿尔出版社态度强硬，矢口否认：“你们没有做过，没有！”
另外，书稿里面的卡通插图原先是我自己画的，担心自己卡通画水平不高，便让出版社重新找人画，相关费用由我负责。也就是说我不清不楚地花钱买断了那些卡通画的版权，现在也必须为此拿出一笔钱来。
吃亏吃得不明不白。可是，出版方没有告诉过我这些细枝末节中的奥秘。我冤不冤？
阿尔出版社不按合同及时出版，最后又先提出不干，撕毁合同，到头来倒打一耙，居然要作者赔偿他们！费用总数大约38万马币，约合人民币七八十万。
无稽之谈！情急之下，我还是把这个情况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了。
马哈蒂尔总理得悉，很快找来丹斯里郑福成，让郑福成出面帮助我。
我把和这个出版社签署的出版合同，以及我催他们印书的所有传真信件拿给丹斯里看。
看完以后，郑福成说：“徐老师，不用再谈了，我什么都明白了。那就采用一刀两断的办法！”
2003年6月9日，郑福成把我和出版社老板一起约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人还有郑福成的私人律师、私人助理，出版社老板的一个随从。
当天决定：立即中止合同。
对方要我拿出40多万马币。我断然拒绝：“你违约，还要我来赔钱，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谈判陷入僵局。
看到这种情况，郑福成站起身：“徐老师，你随我出来一下。”
我跟郑福成出到门外。
“徐老师，我看算了。你确实委屈，但如果签约方就是拖着找各种理由不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往宽处想，权当帮助马来西亚建设，吃点亏吧。”
沉思了好一会儿，看在丹斯里郑福成的面子上，我说：“尊敬的丹斯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我听你的劝。只是“赔付”款项不能那么多。”
几经反复，最后敲定下来，由我“赔付”给这个出版社33万马币，并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协议签订后，我先期即付20万马币。
我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退还他们已经擅自印完的3000套书。这些书对我虽然已没有用，退给我也要全部当废纸处理。但我既然已支付20万元，书也是我写的，就必须把书还给我。第二，退还印刷用的菲林软片。第三，退还原稿。
这些条件一经达成，我就立刻支付剩余13万。
上述要求，出版社表示同意并写在协议里。
对于我提出的要求对方必须做到的三个条件，阿尔出版社极不情愿，一直拖欠办理。
我也扣住第二期、第三期应付款。按照协议，对方不还给我原稿，不给我菲林，我就可以不再付给他13万马币。
可是对方击中了我的一个软肋：我在和教育部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三年期间，我不能在马来西亚发生任何法律问题，或涉及法律纠纷事件。正是抓住这一点，阿尔出版社设下圈套，来了个故意违约。然后以我拒付13万马币为理由，向马来西亚吉隆坡地方法庭起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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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下三滥的人身搔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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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诉他的，我培训我的。
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同志的推荐和介绍下，我聘请了马来西亚著名律师陈怀安先生，迎接对方的挑衅，向对方提出了抗诉。
陈怀安律师是一位70多岁的老律师，在马来西亚律师界享有较高威望。他是马来西亚著名金狮集团常年法律顾问。
陈怀安律师了解了全部案情，对对方的评价只有四个字：无理取闹。
陈怀安律师内疚地对我说：“他们对待来帮助马来西亚搞教育的朋友，缺少起码的礼貌。但你要相信他们是非常少数的人，不过是在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进行恶性竞争，他们不能代表马来西亚人民。”
起诉方哪里知道我从来做事一向仔细谨慎，与他们打交道以来，我很细心保存所有的历史资料，哪怕是随手签的一个小字条。陈怀安律师看了我保存的原始证据材料，信心百倍地对我说：“这个官司我们一定会赢。”
这个官司赢不赢，在对方恐怕并不特别重要。这帮家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次次地制造违约，让我惹上官司，最终撵我走人。
这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阿尔出版社刚到法院去告了我，又有一封告状信，寄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局。
这封告状信极尽贬低之能事，却又是那些陈词滥调，骗子啊、欠出版社13万马币不还啊；等等等等。
陈怀安律师看了这一封信，对照马来西亚历年来的法律条款，民事、刑事法典，一一列举了阿尔出版社所违背的相关条款，并指出了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愧为大律师，不服不行！
陈怀安律师告诉我：“根据马来西亚的各种法典，你打这场官司一定会赢。”
我真的不愿官司缠身，一旦惹出官司要牵涉到我的很多精力。全马珠心算教师培训正等着我做，我哪里有精力打官司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方不依不饶，这场官司目前还在进行之中。
就这还不算，还有更下三滥的举动――开始对我进行各种人身骚扰。先是敲我家的门，然后敲我办公室的门，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我退掉了出租房。房主不解：“你不是说要住3年吗？为什么住得好好的，就要搬家呢？”我只能苦笑着编出理由请求房主谅解：“想搬一个离我办公地点更近的地方去住。”与此同时，我通知女儿就读学校，做好安全保卫。
2003年8月，我接连接到威胁电话：
“你要不给钱，我就杀死你。”
我针锋相对：“那你就来杀吧，我不怕！”
“你不给我们钱，出门撞死你。”
“那你就来吧！”我毫无惧色。
从2003年8月开始，我小心翼翼地出行。进了办公室以后，一定把防盗的铁栅栏门锁上。每天这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关门、锁门，助手们都觉得太麻烦了：“徐老师，我们每天把门锁着办公，就和坐在牢笼里差不多。”我只得把实情相告，“抱歉了，让你们跟我一起担惊受怕。”
出版社的老板把戏出尽，也没能让我放弃工作，更不见我“滚”回老家，就索性根据我原先交给他们的教材和作业本原型，请人改头换面又写了一份，内容基本是模仿我的，但教师指导用书他们无能为力写出来。鉴于中国珠心算的权威性，他们也请了中国某珠算协会的一个人，挂上了他的名字作为这套教材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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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准备“弹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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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孩子：“我们想当神算子！”
捣乱者看前面的种种伎俩失效，又想出新点子整我。
按照合作协约，我的职责有一条，必须到各地小学巡回指导。但他们勾结教育部个别官员，设法限制我去。办法是，不给我买飞机票，不给我报销住宿费，以致于从2004年4月开始到2005年9月，正常的巡回指导无法顺利实施。
这件事我已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但无济于事，都石沉大海。不能现场巡回指导，事情还得去做。我就设热线电话做咨询服务。老师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打电话过来向我咨询。我想，这样效果当然不及面对面教学，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制造这种局面的人一定暗暗得意，我又吃亏了！但他们有没有想过真正吃亏的是马来西亚珠心算教育，吃亏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吃亏的是马来西亚人民。商人重利，这不假。但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利益也追求不到。有道是，心有多大，天有多大。他们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这个经过政府正式批准的项目，这样的人品，事业哪里做得大？
合作项目实施第二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马来西亚教育部计划于2004年8月21日至24日进行一次珠心算教师培训。事关重大，但直至8月19日下午，有关部门才正式通知我。这份通知有培训的时间，但没有培训的地点，当时阿尔出版社正在千方百计地折腾我，根据我的判断，这种没有地点的培训通知，十有八九是假通知。所以我不予理睬。
结果，我因此被扣上了一顶不去培训老师，违反合约的无辜帽子，又被告到了教育部。教育部于2004年8月25日签发了一份公文，定于8月30日召开一个“弹劾会”，准备“弹劾”我。
但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之中，我一直蒙在鼓里。
8月30日早上9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下午去教育部课程发展局开会的通知，会议内容只字未提。
当时我就一愣，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8月25日签发的公文，要到8月30日上午才正式通知我？这其中必有名堂！”
下午2点钟开会，我1点钟就到达了会议现场。因为我事先有感觉，所以，当天除了一名助手，我还带了一名法律顾问。
会议的组织者听说我带了律师来，便说：“律师是无关人员，不能进入会场。”
“如果不让我的律师参加会议，那么今天我也不参加会议了。”他们看我的态度这样坚决，最终让我们都进去了。
环顾会场，我发现课程发展局总监来了，部长助理来了，法律组的律师来了，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来了。还有马来西亚各个州负责珠心算教育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议。
据我后来了解，情况是这样的：那些认为我在商业利益上抢了他们饭碗的珠心算教育机构和出版社，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个别私心重的官员不断地向高层诬告我，说得有鼻子有眼。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极有可能变成真理。
教育部的有关官员，开始也不太信这些话，但这些人总去说，弄得沸沸扬扬。高层领导就决定，不如来一个“三堂会审”，你们不是说徐老师没做工作吗？我们让徐老师也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说得正确，徐老师自然卷铺盖走人。要是说得不对，你们从此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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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马哈蒂尔退休了，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