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这样学习珠心算有什么问题？”
“根据我来马来西亚的考察情况，还是有一些问题的。科学这个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口无遮拦。
总理听到这，睁大了眼睛。
我直截了当地说：“主要问题是，教材、师资、教法等等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政府如果不整体地正确引导，很可能会有误导。”
总理专注地听着。“这些问题，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师资培训、统一教学方法、统一教学工具、统一考试……”
“很好！很好！我要建议我们的政府采纳这些意见。”
紧接着，总理慎重地说：“徐思众先生，你是否愿意来马来西亚，帮助我们的教育部，推动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如果你愿意来，是否让全家都来？是否可以长住几年？我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是老朋友，我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们，邀请你。”
总理认真提出这个问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这里有个小插曲。1993年，马哈蒂尔出访日本，他发现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型企业的员工在统计报表时并没有使用计算机。询问究竟，主人回答：“我们的员工普遍学习过珠心算，用珠心算计算又快又准。”马哈蒂尔又问，珠心算是谁发明的，谁教的？主人告知：中国人发明的，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马哈蒂尔在一所日本小学参观，小学生们做了珠心算表演。孩子们神速而精确的计算，使他深感惊讶。他问学校，谁发明的计算方法？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想从那次访问起，中国珠心算的种子已经种进了马哈蒂尔的心田。他已经在考虑如何把中国珠心算引进马来西亚。他觉得这项技术并不亚于计算机技术，这项技术的引进，对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很感动，很荣幸。马哈蒂尔这位世界著名的领袖这么在意中国的珠心算，因为珠心算，又这么礼贤于我。一个来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简直有高山流水，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我连连点头：“我愿意为马来西亚做好这件事。”
…
（7）我告市政府行政不作为
…
马哈蒂尔总理的邀请函。
从此，马哈蒂尔就把我当成他最好的中国民间朋友，我这个不起眼的浙江小个子就成了马来西亚总理的座上宾。
是珠心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995年8月2日，马哈蒂尔给我写了一封邀请信，要求我尽快赴马与他再度见面。他的秘书先发了传真件给我，又把亲笔信邮寄到我的单位。
我向任职单位和市里报告了这件事。
有关部门觉得事有蹊跷，让我直接向市长汇报。市长让外事办公室来处理。外办的人对我说：“这封邀请信要是假的，你到大使馆签证肯定签不下来。而且，一旦被查出来，你还要去坐牢。”
此事一时惊动了市政府大楼上下好多人。慈溪的一个平民百姓突然收到外国总理的邀请函；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纯属子虚乌有。
我拟了一份正式报告交到市政府，报告很快被送到了分管文化和教育的副市长手中。
副市长批示：“徐思众同志应马哈蒂尔总理邀请赴马来西亚访问，应按因公出国办理。”
但是市长说，马哈蒂尔总理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徐思众的，按照有关政策这件事不能办因公出国，只能办因私出国。
我拿着邀请函到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你要提供邀请人马哈蒂尔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的复印件；要提供马哈蒂尔本人出示的经济担保书，否则公安部门不能办理。”
我有点哭笑不得：“你不是开玩笑吧？我怎么能去要一个国家总理的身份证复印件，要他的经济担保书呢？”
但是公安部门按章执法，无懈可击。
我回头又去找市长。市长不置可否。
领导态度模糊，我就无所适从，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马来西亚那边不停地电话询问签证办得怎么样了，能否如期出国，我却不能告以实情；另一方面这边办出国手续四处碰壁、困难重重，即使我找来一大堆理由，他们也拖着不办。
无计可施。
恰在此时，国家《行政诉讼法》出台，我第一次接触了有关政府机关行政不作为的概念。认真研究了一下，然后来了一个急用先学，根本没有考虑行为后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我一纸诉状将慈溪市人民政府告到了市人民法院。我告市政府，也告市长，告他们行政不作为。
这可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民告官”案例之一，虽然不算首例，当时也搅得慈溪小城沸沸扬扬。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状的受理时间是７天。这7天，不知从哪来的一拨人，相继登门，苦口婆心，让我撤诉，不要和市政府作对，弄僵了关系，将来怎么办事做人？
我坦然地告诉那些游说者：“我不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点事这么难！可见市政府的官僚作风、行政作风！”
难道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7天诉讼受理期结束的前一天，有关部门通知我速去办理出国手续。接到这个通知，内心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事情非要到这种地步才能办？
后来，细细一想，市政府突然那么痛快地转变态度，大开绿灯，缘由有三：
一是行政诉讼的力量。一旦开庭，市政府落下“行政不作为”的名声是很难堪的，市政府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是来自马来西亚总理府的督促。总理府将有关信息反馈到中国国务院，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北京方面敦促有关方面尽快办理。
三是据说李鹏总理通过有关人员给宁波市政府明确指示：用最快的速度办理徐思众的出国手续。
因为出国手续问题，赴马行程一直延搁不定，直到9月26日，我才从广州乘上了飞往吉隆坡的航班。
出发之前，我撤消了对市政府的行政诉讼。
…
（8）总理命令警车开道
…
现任马来西亚副总理的那吉也是珠心算的追捧者。
原定时间于10月3日下午4时见马哈蒂尔，但我迟到了——
那天下午2点钟，教育部部长那吉首先在教育部接见我，和我谈有关在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教育的具体事宜。因为谈话内容重要，一下就谈到了３点多钟。李锦成翻译抬起带表的手腕，示意我们该结束了。
那吉部长连忙说：“再谈５分钟吧，把最后两件事商讨一下。”3点40分，部长才把我们送出他的办公室。
乘电梯下楼时，我不停地问李锦成：“不会耽误时间吧？这儿到总理府要多少时间？千万不能让总理等我们啊！”
李锦成看着手表为我掐算着：“这儿到总理府共15分钟的车程，还有5分钟我们可以停车、上楼，不会耽误的。”
上路后，我们傻眼了：塞车！车子走走停停，跑不出速度。我和李锦成心急如焚。我不停地看表，眼看着约定接见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接近，又一分一秒地过去。
总理府那边，上上下下也在焦急等待着。李锦宗秘书后来告诉了我当时的情况：
当天下午4点不到，马哈蒂尔已准时来到办公室。4点一到，马哈蒂尔见我还没有来，就看看手表。又等了几分钟，他就严厉地询问安排这次接见的秘书：“怎么回事？”
秘书回答：“我们已通知了对方，下午４点准时到达。”
马哈蒂尔指了指手表：“现在４点钟已过了。第一次安排，是因为不相信我要见他，所以错过了。而这次为什么还没有安排好？”
秘书知道李锦成一直和我在一起，连忙拿起电话询问李锦成。
李锦成急忙把堵车的情况向他说明。一会儿，秘书又打来电话询问我们被堵在了什么地方，我们的车牌号和车辆颜色，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在那里不要挪动位置，总理听说你们堵车了，马上派警车来为你们开道。”
仅仅几分钟，前方传来警笛的声音，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来到我们周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总理竟然命令警车为我开道！
追随警车，一路向总理府飞驰。那种场面和气派，我只有在电视上、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见到过。为见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总理如此用心，这不仅说明了他对我的款待，更说明了中国珠心算在他心中的地位。
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停在了总理专用轿车停车位旁边。一出车门，早已伫立守侯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平时见总理，还有一些安全检查程序，此时全免了，我们跟着工作人员直奔总理办公室。
总理早已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
马哈蒂尔这次接见我，主要是探讨在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的具体方案。第一次见马哈蒂尔之后我就决定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份详细的珠心算推广计划书，同时准备带给总理我撰写的珠心算书稿。
“这是我最新的著作。”
我把带来的箱子打开，整整一皮箱都是手稿，长达１００多万字，是我曾出版的《中国心算大全》和《中国珠算大全》书稿重新修订合成
的《中国珠算心算大全》。
总理看着一箱书稿，惊叹道：“都是手写的？”
“是的，请您过目。”
我把这100多万字的手稿郑重地交给了马哈蒂尔。
马哈蒂尔对这部书稿非常重视，他把这本书稿交给有关部门，先是组织专人翻译，后又找来有关专家对书稿进行了反复论证。
…
（9）“请你准时到达北京”
…
在马哈蒂尔家辅导他的养子。
我第三次到马来西亚是持旅游护照出境的。那是1996年7月。
当时，我到马来西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教总理府官员们的孩子学习珠心算，有7个孩子参加，其中就有马哈蒂尔的养子、副总理安华的孩子。
8月3日，在马哈蒂尔家辅导他的养子学习珠心算时，秘书告诉我：“8月下旬，首相应李鹏总理的邀请要到中国访问，他希望在北京和你见面。届时，我们会通知你。”
7日回国后，我一直惦记这事。心想，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