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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心中的疑团，随着这拨人离去，越发大了。这伙身份并不明了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来问这问那，是真正想把问题弄清楚呢，还是走个过场？或是……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不把自己弄个身败名裂、罪恶滔天，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否则，他们怎么向全党全国全军交账？华国锋怎么能够坐稳他的第一把交椅？
江青的腰陡然地挺直了。她终于明白过来，为啥专案人员滔滔不绝提供这么多材料，为啥用那么一种复杂的眼光盯着她。他们的方针是早已定好了的，只是想把他们的对手永远蒙在鼓里才是他们的真正用意。多么恶毒啊。
过了几天，专案人员又来了。
这一回，他们给江青摔出一颗她绝对想象不到的“炸弹”：王洪文揭发她在批林批孔中，多次和他及张春桥商量，要夺军队的权，要把总政、总参的权夺回来。江青对他说：“过去我们把总政和总参看得太简单了，现在才知道这两个部门对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的军队和大军区可以不买国务院的帐，可以不买政治局某个常委的帐，但是他买总政和总参的帐。毛主席原来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林彪的问题暴露后，让李德生把总政的权要了。这个权不能给他，要夺过来。主席和我谈话时，让我提名，我就提了洪文同志，看来你掌握不了这个权，还是让春桥同志干吧。将来你干总参谋长，我就不相信你干不好。”
江青愣怔地瞅了他们一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这是她和张春桥说过的话。他怎么能把这话端出来呢？这是他们的核心机密啊。这几句话，实际上暴露了中央当时决策的整个过程和背景。唉，王洪文毕竟年轻，缺乏上层的政治生活经验，把一些不该讲的话也给他们端出来了。她相信张春桥就不会被骗。就是像文化大革命斗黑帮那样被押去游街、坐上飞机，也不能这么慌呀，这会儿你怕什么呢？
还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张春桥就私下和江青说：“王洪文同志到中央以后可以把他的一些缺点暴露出来。以后你可得经常地提醒他注意，不然是会辜负主席对他的期望的。我说这话完全是为了他好，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你看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江青问道。
“一是坐不下来，二是好吃懒做，讲究虚荣，不能很好地学习，这是很危险的。一旦将来有考验，我担心他会经不住考验而变节的。”张春桥说：“未来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考虑问题如果不从最坏处准备，将来恐怕要吃亏。至于我自己，无所谓，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有所准备了。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国家不相信马列了，已经把马列打碎了，何况我们呢？’”
一听这话，江青不禁有点悚然：“还是和洪文同志多谈一谈吧，主席培养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主席的接班人从历史上讲，都没有选好。当然，我不是说王洪文就是主席的接班人。主席这次讲过了，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是，洪文毕竟是我们过去竭力推荐和支持的，他有什么问题，对我们也不好嘛。”
事后，张春桥和江青的确和王洪文谈了话，王洪文也表示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这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中，他还是经不住他们的软硬兼施，作出了糊涂的事。你就不好好地想一想，你就是跪下，他们能放过你吗？一个政治家的一生，不能只看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怎样，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这才不枉活一生，江青这样想。
“我已经很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江青对专案人员说。
“怎么？我们才刚刚开始就不谈了，你以为是在对你采访吗？这是审讯！”
“审讯又要怎样？我是个病人，我经不住你们这样的审讯。如果你们不顾我的身体允许不允许，我只得拒绝和你们再谈下去了，我就什么也不说了，让你们去审木头人去吧！”
果然，江青把头往旁边一扭，再也不理他们了。
没法，他们只好让江青回到她的监房去。江青进了她的囚笼后，还气呼呼地说：“这一套手段，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抗议，我不接受他们这一套。”
监管人员说：“江青，你不要不识好歹，这还算对你不错呢。当初，关在这里的犯人所受的罪比你厉害的要多得多。”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革命者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牢房，我是受走资派迫害的，不是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是由革命人民来定的，是由毛主席来定的。现在，毛主席所定的坏人，统统地平反，统统地出来了，这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你们过去也是口口声声地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毛主席刚刚去世，你们的话就不算数了？”江青突然激动起来了，大概是说累了，她稍微平了平情绪，又放缓语气，对那人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发这种脾气，我今天是太激动了。今天，我才算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世态炎凉哪。”
江青这时才表现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反而引得监管人员吃吃地笑起来，连声说：“妙，妙！我以为江青从来不会哭呢，原来她哭起来也是很伤心呀。”
江青猛省过来，立刻沉下脸来说：“你们懂个啥？我从来不是为自己流泪，而是为我们这个党，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即将失去什么，到你们也猛醒过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了。我一个人无所谓，而我身旁还有一大批革命者呀，他们这一回可是跟着我受连累了。不过这样也好，革命嘛，总要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如果从这个方面说，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能够想得开！”
于是，她又破涕为笑了。
江青一转身，就看见门上的观察孔里有人往里望。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想看就进来，不要那么鬼鬼祟祟的，缺乏正大光明的勇气。我江某是公开的，无事不可对人言，”
是的，江青认为，自己的当年是一部鲜红的历史，特别是跟随毛泽东之后，她就开始了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为标志的历史。她很少和别人谈自己的当年。尽管戚本禹怀着万分尊敬的心情多次表示，他愿意把写好江青作为自己毕生的一件光荣的使命。但是江青还是很少和他讲自己的什么。倒是对张春桥，她曾经表示出愿意让他知道自己的过去。但是后来的工作，她才感觉到依靠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她断断续续地给张春桥和几个她最信任的人讲过一些事，但是很不全面。一直到她被捕，她都没有把自己的过去真实地公布于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江青曾经给毛远新讲过她在延安的一些帮助毛泽东指挥若干重大战役的故事，尽管如此，毛远新却不想去找她多聊。为什么？他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去听她海阔天空地空谈一阵，乱吹一通。
江青可是经常地回顾她自认为辉煌的岁月：
从一九四〇年起，上海和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纷纷来到延安。本来偏僻、荒凉的延安小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顿时活跃起来了。
还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了他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江青就对毛泽东说：“主席啊，上海滩的那些文痞们都跑到延安来了，我怀疑里面会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你要小心点才对。我对某些人的历史，一直是怀疑的。我向康生同志讲过多次了，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毛泽东说：“这是免不了的。肃反一定要证据确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想当然。否则。就会出乱子。这里有你认识的熟人吗？”
江青就点了张庚、周扬、茅盾、陈企霞、林默涵、徐懋庸、陈荒煤等人的名字。
毛泽东当时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便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务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洪灵菲等七人。鲁迅在成立的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说：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炙，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的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这个我知道，鲁迅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鲁迅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武器。当年，大概是三〇年的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左倾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实际上，鲁迅是反对了他的路线的。不过，很策略罢了。我对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