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江青面对着的不是检察官和专案组的人,所以她的话语里就没有那么多刺激的词汇了。有时候,她的话里也有悲哀:“我们搞了整整十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育,全被林彪这个王八蛋给弄坏了。我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同于迷信。立足于科学的信仰,就是革命勇气的来源,是比黄金更可贵的精神黄金。”
在监管员的眼睛里,江青的思想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她是想到哪里就说道哪里的,而且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她的思想和语言,完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听起来令人感到荒诞和可笑。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耐着心情听她讲,他们奉命要汇报江青首次出庭后的思想和谈话。直到医生给江青检查身体的时候,江青还在说:“我的脑子我感觉很不好,身体的各部位都有不舒服的反映,我是硬行强顶啊。你们大概不知道。有两次我都几乎要晕倒了,但是我想着毛主席的教导,紧咬牙关给顶过来了。”
连续两天没有传江青,她知道法庭已经在开庭审其他的几名被告。她的兴奋情绪也稍微安静了些,又反复地研究那篇起诉书。她认为,里面把她的事情和林彪及其他的许多人物的事情连在一起,谁也弄不清某些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二这是特别法庭的一种瞒天过海的把戏,把林彪的一些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后,既可以冠冕堂皇地把他们打扮成维护毛主席的模样,又可以借林彪的罪名来杀我,争得人心。“这种反革命的伎俩是多么毒辣啊,”江青反复这样讲道。
《起诉书》里说:“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二干六百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
江青的注意力回到她所熟悉的文艺界的时候,对里面的一些陌生的人名感到奇怪了。这些闻所末闻的一些人的死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文化大革命中的好、坏人死了成千上万,难道都需要我来负责吗?像这样的逻辑,那么害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岂不太容易了吗?随便找几个人的死,就可以把任何领导人置于死地,这是标准的构陷!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后陷害革命者的惯用手段。
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一直以搞文艺和戏剧为掩护,秘密做地下工作。建国以后,她的手也多次伸向文化艺术界,把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弄得风雷激荡、六神不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青和张春桥一块接见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的时候,江青就说:“在上海,我只要两个团,一个是你们,另一个是京剧团。我对文艺一直是有偏爱的,但是现在不行了,主要的精力是搞政治,剧团的政权问题还比较好解决。但是文艺上的‘破’与‘立’上,‘立’是稍难一些的,也不难。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我不死,我要搞二十个戏,二十部电影……”
顿时,所有的演员欢声雷动,振臂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慌忙说:“靠同志们努力,我全靠你们,我只是说说而已。”然后她就对《白毛女》的各场情况谈她的看法,从舞台到美术,到演员的表演,一点一滴,十分详细。“这个戏主要方向是成功的,主流是好的,有些小毛病改起来不难。如果主题思想再提高一些,格调、风格就更高。主题写农民起来反抗地主,那么怎么得到解放呢,就是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我提个问题,今后修改《白毛女》,喜儿作为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典型,是要加强共产党如何领导把她救出来的过程,还是要描写她从自发革命到自觉革命的改造过程。这个很难改呀。”
很明显,江青蹲点搞样板戏,抓戏剧革命,就是要在文艺舞台上搬出歌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时期内容的艺术形象来。这才是她的中心任务。这也是她反反复复地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根本目的。为此,她把一切阻碍她进行这种革命的人斥之为修正主义。
早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她就直言不讳地说:“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革命演出中,革命的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主要任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可以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经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和群众,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这样,她就把一个戏剧的演出和排练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
当然,她的这一切不是她的发明,是她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来实行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旧。一天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一类。”他还拿上发表着姚文元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题为《略论时代精神问题》的《光明日报》递给刘少奇看,说:“我们的戏剧电影阵地,全让给资产阶级了,这些部门都是他们的人。无产阶级进不去。这篇文章提出了时代精神是以主要的革命潮流为主的。如果不这样讲,就是地富反坏右也会有他们的时代精神了。”
“你是听江青同志汇报的吧?”刘少奇笑着说,“你要给江青同志打个招呼,不要把文艺战线看得一塌糊涂。好像解放以来,我们文化战线就没有光明似的。我承认问题不小,但也成绩很大。江青同志把一些问题看得太过分了。”
毛泽东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当着政治局常委们的面他又说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你们可以看看,《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鼓吹鬼戏与淫秽的东西,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上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舞台上充斥的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是外国死人部。”刘少奇马上对周扬说:“主席的话,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也应该引起你们的注意嘛。戏剧和电影,要搞出点好的名堂来。”
所以,周扬在同年十月的戏曲工作会议上就说:“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正像彭真同志所讲的:戏曲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嘛。在艺术的问题上可是不能强求和硬性规定。那样下去,就会打乱了艺术的规律。”
江青把这些给毛泽东汇报以后,毛泽东说:“放屁!解放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拿不出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耻辱。这些人,我看他们像这样走下去,永远也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他想了很久。才对江青说,“我看还是你下去,亲自抓一些戏剧改革的典型出来,给他们树立几个样板看一看。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彻底打下去。”
“我以什么名义呢?”江青问道,“在北京搞一些东西可是很难呀。”
毛泽东说:“就以我的名义下去,就说是我让你下去抓点的。我就不相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毕竟我还是中共中央的主席吧。刘少奇就把整个中国都控制完了?”
于是,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先找周恩来,再找彭真,让他们提供两个剧团以便作京剧改革的试验地。彭真说:“我们也在搞试验呀,你可以和我们市委的同志一块来搞嘛,不一定要单独搞了。”
江青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总理也是赞成的。我也和其他的中央同志征求了意见,他们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那好吧,我和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打一个招呼,让他们给你提供两个剧团。这样,江青在北京京剧一团和中央芭蕾舞剧院开始了她的改革试验。
刘少奇听到毛泽东的一系列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召开了中央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周扬在讲话中说:“主席批评的这些,绝大多数是个认识问题,我们对文艺的情况和历史变化没有认识清楚。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党领导文艺的方法是简单粗暴的。”江青听到这话,马上反驳道:“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就更是粗暴了。我在这里刚刚开始了京剧和舞剧改革的试点,就有人反对了。新剧目还没有一半,已经有人在叫两条腿走路了。”
刘少奇仔细地听了各种意见后,总结道:“这个会议开得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的文学家是改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师嘛……”
“哈,哈哈,”康生笑着打断刘少奇的话,插嘴说,“我的灵魂要靠那些文学家改造,我不承认。他们现在连他们自己还没有好好地改造呢,他们要来改造我们,简直是开玩笑。”
刘少奇瞪了他一眼,没有反驳,继续说道:“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队伍里,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也有些人是有二心的,反党的,要进行批评,但是不要像反右那样。文艺工作者下农村去可以开上大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睡觉、做饭和生活嘛。这个不要太着急,慢慢来,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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